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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后来的事情，尽人皆知：58人里的13人，秘密开了一次会，那被认为是一个政党的起点。
会议开得悄无声息，所有原始记录都散失了，而且找不到任何新闻可以佐证。多年之后，这些人连开会日期都说法不一。不过，与会者陈公博的日记里记载了1921年7月31日他隔壁房间的一起枪杀案，上海的报纸也报道了那位“衣服华丽之少妇”遇害一事。日后，这些记录成了考证会期的宝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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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的中国，一个政党的诞生和解散都不是什么新闻。当时全国有300多个政治团体。10年前，武昌的一次兵变演变成全国性的辛亥革命，终结了2000多年的帝制。“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诏书里说。
从1912年第一届内阁开始，取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在最初16年里十易国家元首，颁布了7部宪法，总理的位置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的不过1年，最短的则不足1天。在此期间，还经历了帝制的短暂复辟。
就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也认为：“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武昌起义的军官蔡济民在一首诗里控诉，“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到1919年，北京的学生发起五四运动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正在中国讲学。这些年轻人的举动“迷住”了他。他目睹几百名女学生去求见大总统，要求释放被捕者。
美国传教士、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外国列强不断的骚扰，惊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他在自传里说。
20世纪的头二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有增无减。1922年，江西人方志敏去上海求职，在法租界公园门口看到“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在后来写的《可爱的中国》一文里，他形容自己“全身突然一阵烧热”，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他日后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之一。
司徒雷登记得，1911年，很多学生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剪掉了前朝的辫子，教师们把剪下来的辫子帮学生别在帽子上，以确保他们的安全。而1919年，政府释放五四运动被捕学生那天，他正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布道，很多学生缺席了，去迎接被释放的人。
“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杜威预言。
“新中国”这个词，在此之前就已诞生了，创造它的是梁启超——清朝最后一次改革的领袖人物。1898年的那次“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4年后，梁启超发表了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小说里，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智慧的大脑尽情畅想：到1962年，皇帝退位了，炎黄子孙将中国建成了世人向往的强国，“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
与梁启超幻想的有所不同，60年后真正治理国家的是毛泽东及其同志。不过，1921年赴上海参加那次秘密会议前后，毛泽东暂时还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注意。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在湖南长沙发起了一个叫新民学会的社团，思考国家的出路。在全国，这样的社团还有很多。
辛亥年，毛泽东是个18岁的中学生，在学校墙上张贴了他期待的执政人选：梁启超做外交部长，首相则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孙中山当总统。他的希望应验了一部分：几个月后，武昌的兵变发生，孙中山出任了临时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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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年轻人，不断刷新他们的认知。
1921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一段幽暗隧道之中。1920年12月16日，西北地区遭受了里氏8.5级海原大地震的破坏，根据研究，20多万人因此死亡。华北地区1920年到1921年的旱灾也载入了历史，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旱灾波及5个省份，造成至少3000万灾民，饿死了50多万人。河南的麦子价格疯涨，另一种“价格”则刷新底线：有的卖儿鬻女者，甚至将人论斤出售，十四五岁之女郎，标价三四元，“尚无人过问”。
这年10月，山东济南的中学生邓恩铭写了一篇有关灾民的短文，开篇提出一串问题：“为什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怎么样赈灾法？光赈灾目前吗？还是赈灾将来呢？”
他自问自答：“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
大半年后，他成为上海那次会议中唯一的中学生。
1920年12月，俄共西伯利亚局负责人威廉斯基写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报告。他翻译了一张从福建漳州获得的传单，标题只有三个字：救命呀！
“一切的人听呵！社会革命不是皇帝换过大总统的戏法，是我们救命的方法，世界人人都要一齐动手的。来啊！来啊！早一天动手，早一天救命。”
威廉斯基认为，“在长城以内，四万万强大的中国人民的社会力量的深处，当前正经历着社会力量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最保守与最新潮的想法正在中国发生碰撞。
杜威在中国讲学时，顺便参与了大学里能否“男女同校”的讨论。1919年，长沙一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抗议包办婚姻，在出嫁的花轿中用剃刀自杀。毛泽东就此在当地报纸连续评论，批评婚姻制度的腐败与社会制度的黑暗。他还指出，“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亡”。
而在思想领域，整个国家最有见地的人正在成群出现。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史景迁认为，这般密集的智性勃发和怀疑精神，为“中国两千年来所仅见”。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信国家灭亡在即，开始钻研各种制度理论。
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学说。
德国人马克思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文献里是在1899年2月，戊戌变法后不久。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介绍他，用了100多字。他被错写为英国人。
不过，要等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的学说才真正在中国发挥威力。
这其中，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起到了主要作用，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则是他的朋友兼同事陈独秀。
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文章称，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他向国内持续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当时，中国思潮众多，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不胜枚举。很多人回忆，无政府主义一度非常流行。李大钊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过后，一位“无政府共产主义党”发起人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朱务善记得，这个研究会组织过一次辩论，有人嘲笑他们搞什么马克思、“牛克思”舶来品的学说。
辩论持续了两天，李大钊担任评判。好几所大学的师生参加，连教室门口都挤满了人。
那个辩题，在此后100年里不断被检验——“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一个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北大学生认为，李大钊的评价“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
根据朱务善的回忆，当时北大著名学者胡适反对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提倡不问政治。他们用李大钊当时的名言回答：“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呢！”
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等人发起的觉悟社也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5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邓中夏等23人。他们约定，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周恩来此前原计划是在日本读大学。到了那里后，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创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里，他感觉“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他回到中国，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被捕。他后来去了欧洲。
在巴黎的中国年轻人中，周恩来逐渐成为一位领袖。他亲历过不同政见者的激烈辩论。一次辩论演变成了拳脚相加，两名学生进了医院，一把椅子则被摔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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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列宁领导的政党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夺取了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在1919年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这使一些中国人发现可以“走俄国人的路”。
“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1921年那次秘密会议的代表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他当时是北大学生。
北大1923年有过一次关于“世界第一伟人”的调查，排在第一的是列宁，497票中得了227票。
毛泽东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回忆，他的思想曾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密切接触后，他认为，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后的北洋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则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感到苦恼，他在一份呈文里说，“其祸甚于洪水猛兽”。
1919年6月后的半年多，陈独秀因思想和行动过激，被捕一次、被通缉一次。尽管他的名言是“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还是决定要离开北京。
1920年2月，李大钊假扮成账房先生，驾着一辆骡车，送走了“商人”陈独秀。
两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拜访了二人，希望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在1921年那次会议的前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就已定好了。1920年夏天，陈独秀约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渔阳里二号他的住处开会，研究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取名为“社会共产党”。
关于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给李大钊写过信，征求他的意见，决定就叫共产党。
张国焘记得，他1920年7月月底住在陈家，陈独秀对他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在上海发起了组织，他们还于11月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
作为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受委派筹建了面向年轻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1920年的事情，他后来这样描述：“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认定，上海先成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的属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当时，陈独秀身边，一位热心的发起人，是《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他是国民党员，刊发过很多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
但在组织成立时，戴季陶因不愿背离孙中山，“大哭一场”，选择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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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1年春天，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都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外地组织陆续收到了上海的邀请信，请他们派两位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路费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来程100元，返程50元。
李大钊和陈独秀因其他事务缺席了会议。李大钊当时手头的一件事是组织北大教师讨薪。陈独秀在广州任职，他派了包惠僧参会。
13人中最年轻的刘仁静回忆，接到通知后，他和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开会讨论谁去。邓中夏和罗章龙都另有事情，其中邓中夏的原因是答应了要去重庆讲学。因此，北京的代表定为张国焘和刘仁静。
到会的还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瑞俊、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开会地点，就在李汉俊的寓所。
湖南新民学会成员谢觉哉并非代表，不过他的日记里提到了这次会议：“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之招”。
后来，谢觉哉解释，五个圆圈，省略的是“共产主义者”。
对那次会议，与会者的回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有人认为开始时间是7月1日，陈潭秋认为是7月底。陈公博记得，开会是“利用暑假”，他去上海顺便是携新婚妻子度蜜月。
除了陈公博住在旅社，其他与会者住进了附近的博文女校。包惠僧负责与校长接洽交了房租。他记得，暑假里，学校没有一个学生。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了几间房，约好只住20天左右，付了两个月租金。
从陈公博的日记考证出，7月30日晚，这些人正在开会，李家来了一位自称寻人的不速之客。此人走后，马林建议停止开会，所有人离开。
随后，一群法国巡捕搜查了李家，李汉俊和陈公博在场应对了过去。当时，写字台抽屉里还放着一份油印的党纲，幸而未被搜出。
张国焘认为，马林提出中止会议，是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在整个大会上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但根据更加确凿的证据，大会开幕那天，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另一位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作了简短的发言。
包惠僧很多年后仍记得，李达的女友王会悟开会时总坐在门外。他们处于热恋中，“火一般的热”。
王会悟参与了会务。那次搜查后，她建议会议改到她的老家嘉兴南湖去开。
她负责雇了一艘船，让这些人在船里完成最后的议程。南湖的胜景烟雨楼，当时复建不久，他们在船上开会时，遇上大雨滂沱，四周烟雨茫茫。
等到会议结束，湖面上暮霭沉沉，渔火点点。
会后，山东代表王瑞俊作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他将名字改为“王尽美”。
周佛海记得，他们会后立即在上海成立了联系工人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是日本词，“书记部”则是俄国词，当时“费了很多心思”才造出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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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被更多人看到，1922年农历正月初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制作了一张贺年片，印了6万多张，在上海街头大量散发，正面是“恭贺新年”四个字，背面则是一首自编的《太平歌》。“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这一年，一个叫朱德的客人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他36岁，曾是一支旧式军队的旅长，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未能如愿。
朱德对人回忆过，当时的心情是“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不过，没过多久，朱德就去往欧洲，推开了周恩来的门，由此，他也推开了共产党的一扇窗。
无论来自何处，在当时，这些人的前路是烟雨茫茫。日本已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军阀仍四分五裂。中国最后一位“万岁爷”还是个孩子，住在昔日的皇宫里。在这复杂的时局中，一个新生政党的力量还微不足道。
他们将与国民党展开合作，但在几年后就会遇到国民党“杀尽中国共产党”的清洗行动。损失最重时，党员人数仅半年出头从近6万减到1万多。陈独秀失去了两个儿子。
即便是13位与会者，也很快走到分岔路口，有的保持终身友谊，有的则互为死敌。陈公博在会后不久，就成了共产党的对头。
多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了延安。他很想认识毛泽东，国民党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悬赏25万大洋缉拿的那个人，“那个价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还有，“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
他后来告诉外界，“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
斯诺翻译过作家鲁迅的讽刺小说《阿Q正传》，鲁迅告诉过他，阿Q正在治理国家。
1945年，陈潭秋被在陕西延安开会的中共七大代表选为中央委员。那时，他的同志都不知道，他已于一年多前在新疆遇害。
筹备七大时，毛泽东对人谈起过中国共产党的起点，引用了《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他不止一次以这句古语形容1921年那次会议。
到1948年，即将带领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从河北的西柏坡村给早已转而从教的李达写了一封信：“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1921年去开会途中，毛泽东和他的好友、新民学会成员萧子升同船。根据萧子升的回忆，他们一起乘船从长沙出发，在船舱里，就一直在辩论。萧子升是无政府主义者，几个月前，他们发现了彼此思想的分歧，有时彻夜长谈至相对流泪，仍无法取得共识。
萧子升记得，那次旅程最后一个夜里，睡他下铺的毛泽东仍在劝他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告诉他，如果全力以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次日一早，萧子升在武汉下了船，毛泽东继续前往上海。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
“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才考证出那次会议，始于1921年7月23日。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就已将7月1日定为成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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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遇到的一个挑战，其实在一大之前就出现了。
有学者研究发现，1920年到1922年，中国至少出现过7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有的就叫“中国共产党”，其他还有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中国共产主义协会、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华共产党等。
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0年间，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发性的政治团体，至少有19个，其中在上海创建的就有9个。
甚至早在1912年，上海一份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没有人知道那个党派的命运。
192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两名党员张太雷、俞秀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发现，还有4个自称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其中有两位正式代表，是姚作宾、江亢虎——日后他们分别因叛国或汉奸罪获刑。
俞秀松和张太雷提出了书面抗议，指出这二人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如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共产国际收回了那两张代表证。
一个月后，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
没有人找得到中共一大的纲领，尽管与会者记得那份文件。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发现，该校1924年的一篇硕士论文，叫《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论文的附录里，居然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这份纲领的中文版早已不知去向。
他欣喜若狂，考证出论文的作者是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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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之前，很多人刚刚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对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内陆续出现过部分章节的译文。1920年2月，陈望道应戴季陶等人的约稿，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陈望道当时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学者，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次学生风潮中被辞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家，他在柴房里花了一个多月完成了翻译。他依据的是日语和英语两个版本，日译本由戴季陶提供，英译本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的。
1920年6月28日，俞秀松的日记记载，“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陈独秀和李汉俊分别对译文作了校对。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资助，第一次印刷的封面印了马克思的半身像，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
开篇第一句话，陈望道生怕国内读者对欧洲的“幽灵”感到陌生，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他的译文不断再版，被四处邮寄，成为革命者常见的启蒙读物。很多人不知道译者是谁，因为经常使用了化名。
1949年7月，周恩来开会见到陈望道，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陈望道日后成为一位修辞学家，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
他的儿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父亲平时寡言少语，从未向他说过早年参与建党的事。
20世纪60年代末，陈望道有一次因病住院，隔壁病房一位将军慕名过来探视，言谈中十分崇敬。听到他们的对话，陈振新才知道，原来父亲就是那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人。
与1921年那次会议有关的事情，常常是这样，需要借助不同的侧面信息加以印证。
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这一年近距离观察了中国。在上海的酒馆角落里，他看到过“勿忘国耻”字样。他与朋友登门拜访了31岁的李汉俊。李汉俊在日本留过学，通晓四国语言。
在他的印象里，李汉俊才华出众，是“少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他形容李汉俊如“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
李汉俊当时告诉芥川，改造中国，“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根据芥川的记录，李汉俊对他说：“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
言毕，李汉俊眉头蹙起。
芥川还观察到，李家的楼梯很陡，无论是谁从二楼下来，首先被看到的一定是他的鞋子。
没过多久，他们会面之处，不同式样、经过长途跋涉的鞋子走上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那里召开了中共一大。
这座石库门小楼当时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孙中山的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李书城之妻薛文淑是博文女校学生。她的学校和住处，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起点有所关联。开会时，他们不在家。
1949年后，有一次，薛文淑与家人去历史博物馆，见到了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模型。她认出来了——“那不正是我们住过的地方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