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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两高”联合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全国法院、检察院全面实施。据报道，《指导意见》细化了23种常见犯罪的量刑以及缓刑适用，其出台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量刑和量刑建议工作，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量刑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有媒体注意到，在《指导意见》中，“两高”专门强调：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重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澎湃新闻 7月7日）
在这段表述中，互为反义词的“从宽”与“从严”同时出现，体现出的是司法机关在坚持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原则的基础上，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性侵未成年人等恶性犯罪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依照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任何犯罪分子，都有依照其犯罪情节轻重与认罪认罚表现，得到从宽处理的可能；另一方面，对那些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从宽”倘若来得太过简单，不仅与公众对法治和正义的期待不符，也会影响司法机关乃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公信与权威。
在《指导意见》出台前，曾有数起案件先后引发过社会对有关议题的讨论。其中，发生于2018年的杨光毅强奸女童致死案，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当时，这起案件被民间称为“百香果女孩案”。案件中的受害者，是一名在出门摘百香果补贴家用时不幸遇害的10岁女孩，她的遭遇，令人倍感同情。
2019年7月12日，杨光毅一审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2020年3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采纳了被告方的辩护意见，以杨光毅有自首情节为由对其从轻处罚，将死刑改判为死缓。二审宣判之后，此案迅速在舆论场上引发巨大的波澜，不理解、不认同二审判决的声音此起彼伏。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该案调卷审查，并于同年11月11日，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2020年12月28日，杨光毅被改判死刑，并于2021年2月2日执行完毕。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法机关对从宽幅度的把握是多么重要。在类似案件中，法律条文的作用，是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这条底线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司法机关还需以审慎的态度，正确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在杨光毅一案中，二审法庭之所以从宽处罚，是因为法院认定杨光毅确实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可以从轻”不一定等于“应该从轻”，更不等于“必须从轻”。
再审法庭判处杨光毅死刑时专门提到：“杨光毅虽有自首情节，但结合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在这类恶性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只有做到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才能确保从宽的结果令人信服，经得起法治原则的检验。如果作出恶性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随随便便就能得到从宽处理，不仅对受害者不公平，也会损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效果。
20世纪后期以来，“恢复性司法”的观念逐渐在各国法律界产生影响，在这种观念中，刑法工作的目的不是“为惩罚而惩罚”，而是修复和补偿在犯罪中受到侵害的法益。与此同时，基于避免冤假错案、降低司法工作成本等考虑，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都趋向于宽和，对死刑的运用也极为谨慎。整体而言，这种趋势对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来说利大于弊。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若片面理解相关政策背后的精神，就容易从“为惩罚而惩罚”倒向“能从宽就从宽”的另一个极端，而每一起本不该从宽却得到从宽处理的案件，都会动摇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如今，“两高”明确要求在恶性犯罪案件中从严掌握从宽幅度，就是要避免类似误区。
杨鑫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