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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选定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令世人瞩目。邓小平同志1986年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时说过：“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共同富裕中的“富裕”，表明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共同”体现了时间的协调性和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选定浙江作为试点，正是为了探索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之道。
十多年前，我刚刚入行不久，受报社指派，参加这一年的浙江省“两会”报道。时任省长吕祖善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作报告，谈到农业农村工作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一句“我省连续保持了20年农村人均收入在全国省、区中排名第一！”话音未落，全场响起一片掌声，身处现场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代表委员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句话，这幅场景，当时就让我这个萌新小记者印象深刻，成为多年职业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幕。时隔多年的今天，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分别连续保持了20年和36年的全国第一（除直辖市外）。以浙江的基础条件而言，实属不易。代表委员们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骄傲。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来讲，乏善可陈，基本没有什么可以打的牌。浙江陆域10.1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70.4％，平原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加上人口分布稠密，人均耕地面积仅有半亩，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除杭嘉湖平原外，谈不上有多少肥沃的土地。
不利的初始条件，迫使浙江奋发图强，成为民营经济发展最早、发展最好的一片热土。改革开放春风吹来，以鲁冠球、宗庆后、冯根生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他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使浙江从资源小省变为市场大省。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6.3%的GDP，74%的税收收入，82%的外贸出口和88%的就业岗位，保证了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浙江干部的悉心呵护。一开始，民营经济处于灰色地带，然而，浙江的干部敢为天下先，率先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守护了来自民间的首创精神。干部们顶着压力给温州“八大王”平反，为北京的“浙江村”据理力争，开出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批准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当时，一位农村妇女因摆摊问题，指着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鼻子骂，却被请进“县太爷”办公室，成为座上宾，问计于她。这一幕，生动说明了浙江干部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建设共同富裕，要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在我做记者的时候，经常收到农村学生考上大学以后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的新闻报料。那时候还是新闻，现在则已经是常态。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吃香。据统计，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
不仅要物质富裕，还要精神富有。浙江提供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样本。仓廪实而知礼节，从盆景到风景，高架桥上让行救护车、斑马线上车让人，文明礼仪在浙江蔚然成风，形成了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精神基础。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了坚实的基础、美好的愿景，并不必然意味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浙江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继承并发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敢闯敢试，先行先试，为兄弟省份蹚出一条路来。这才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
李晓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