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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名“问题学生”
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扰。读初中后，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后来借口不去学校，休学在家后，他整夜玩手机。
王爱月在一家保险公司干内勤，自从儿子不爱学习后，“看他哪儿都不舒服”。她很看重儿子的学习，儿子出生不久，她与丈夫离婚，每月工资600多元，给儿子报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近3000元。
后来，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样，“文化水平低、没法沟通”。她希望儿子好好学习，“不要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但儿子读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补课也没效果。
“以前教师一告状我都要打他骂他。”王爱月觉得儿子不争气，“不学习无法谋生”，但儿子说可以去当乞丐。她认为儿子“心理不正常”，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咨询一次1000元，感觉太贵，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天天在家里躺着，我看着都着急。”2019年春天，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女儿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绩从班级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儿跟她说，“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要学习”，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就有点慌。”陈艳说，那之后，女儿没再去过学校。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和“交朋友压力”。
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陈艳说，自己是农村孩子，为了出人头地，她努力读书，教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她高中三年没跟男生说过话，后来，也不跟女生说话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她一路苦读，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毕业，婆婆是苏大毕业，一家人很重视孩子的学习。
陈艳说，女儿成绩不错，还当上了班干部。有一次，她对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声喊叫，被老师撤了职。后来，学生投票选小组长，她再次落选。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跟妈妈说，自己像变成两个人，“一个人不想跟人交往，另一个又想出去交往。”
休学后，女儿整日玩手机，晚睡晚起。陈艳带女儿参加夏令营，训练时状态还好，回家后又“躺平”了。无奈之下，她给孩子报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他们有的已经在家休学一年，有的患有抑郁症，手腕上刀割的疤痕还未完全愈合，还有的刚从他们口中的“精神病院”出来，看起来情绪低落。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学校还有近60名存在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学校称，自2010年建校来，这里接收过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被父母“骗”来昆明旅游、串亲戚，一下飞机，就被送到这里。
“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存活了7年。他发现，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
那时，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他说，建校没多久，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不设立文化课，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最终，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带上了汽车。中途，他跑下车，摔得满身泥土，又被抓上车。后来，汽车停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遍布杂草，铁门还在装，尘土飞扬。3年后，他离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来时家乡正下暴雨，家里积水深达1米。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还有一名教师说，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有的逃学、离家出走，自己“没专业知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来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她记得小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妈妈边哭边骂。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的玩意”。他觉得老师很势利，对地位高、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子、劈头盖脸地骂”，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
李康说，那时，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挣钱赡养他们，“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一名学生说，休学期间，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这些年，“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10年来，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子”，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师生关系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招聘条件注重“爱笑、会玩”，培训内容由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詹大年认为，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出现裂痕，对他们而言，提高分数不再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
一位教师说，学校平时不做题、不考试，只在期中、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新教师入职前，学校给他们培训，强调不能打学生、公开批评学生、用言语侮辱学生。假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就让学生参加军训。
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处理学生矛盾，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案”：比如学生打架，先把学生拉开，平复学生情绪；假如学生自残，不要大惊小怪，陪在他身边，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教师处理问题时自己有情绪，先让自己冷静下来。通过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让学生产生安全感，在学校待下去。
刚建校时，学生想方设法逃跑，为了与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手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告诉他们，长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区救援，做他们的“驾驶员”，让他们自学心理知识，给灾区小孩做心理辅导，还带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外出过程中，没有一名学生逃跑。
“信任需要时间，当孩子认同你的思想，看到你在为他服务、贡献，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错了要纠正。”詹大年常对教师们说，“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但让教师们真正认同这些理念需要时间。28岁的向国跃是学校的元老，刚来学校时，他才18岁，血气方刚。面对不服管教的学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学生不想留校，跟他动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来了一位云南保山的学生。这位学生总在学校抽烟、捣乱，有一次，他在厕所抽烟，被向国跃发现，向国跃让他上交打火机和烟，学生不肯。向国跃很生气，让他趴在操场上，用腰带打他，作为惩罚。刚打下去，几乎全校男生涌上去，把向国跃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师过来才停止。
后来，男生约向国跃单挑，两次都被向国跃打倒。但男孩仍然捣乱，向国跃跟学校申请，把男生调到其他班，没成功。有一天，向国跃决定“放下姿态”，找男孩聊聊，他问男生，为什么两人总合不来。男生说，你太严了，不爱笑，总板着一张脸。
那之后，向国跃开始反思自己，“（通过打骂的方式），学生当面怕你，但内心抗拒你。”他转变方法，讲笑话哄他们开心，和他们掰手腕，帮他们剪指甲，甚至帮他们洗澡。向国跃发现，这些微小的举动能带来很大的改变，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学生需要帮助时，应该第一时间出现，“提供帮助和安慰。”
强制拉入集体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新生到校后，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带他们吃饭、整理内务。学校经常举办集体活动，比如游泳、远足等。
记者观察到，有个胖胖的女孩，刚来时不想留校，抓父亲的衣角，用手推母亲，哭喊着问父母为什么把她骗来。
两位教师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按到椅子上，让她平复情绪。但松开手后，女生仍然哭闹。随后，老师安排两名“帅气的男生”来陪她聊天，几个小时后，女生情绪平复下来。老师解释，他们安排男生去，是因为多数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时候，学校也根据学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学生来安抚新生。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再到后来，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有一次，学校组织踏青，他被强行拉去，看着大家玩、笑，他也被传染，觉得“开开玩笑也挺好”。
一名学生说，学校组织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师说，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下水，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李康形容，那个过程像是“在心房暴力砸开一扇门”，这种过程多次反复后，他对集体产生依恋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当环境变得轻松，人际关系趋于缓和，变化悄然发生：以前，李康觉得所有人都是围着利益转，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无法用利益解释，比如，学校里，有的老师会自费给学生买水果、零食。再比如，为了送他来读书，母亲四处跟人借钱，而她本可以选择更加经济的方式——放弃他。今年8月，李康离开丑小鸭中学，李康的妈妈发现他开始愿意和家人沟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势”。
一名毕业7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至少能容纳自己。在校3年，他跑过几次，有一次跑回家后，离家出走长达半年，没吃没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朋友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还有的消失在缅北边境，下落不明。他后来入读一所普高，考上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
不过，不是所有学生在这所学校都有所改变。有学生来这不到一周，待不下去，就走了。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回家后，仍然沉迷于玩手机。
也有在校期间令老师们“无力”的学生。学校曾有个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乱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老师给她梳头，她会把头发搞乱，盯着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老师找家长聊，发现家长穿着体面、谈吐得体，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后来，老师们就学生情况求助詹大年，詹大年也无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说，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而言，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的成功率是100%。李镇西认为，所谓“回归生命的正常状态”标准模糊，甚至有些主观色彩。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特别是应该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学生离校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数据。”
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
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职业中学任教，做过几年记者，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是不被接受的，老师可能体罚，不能体罚就鄙视，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
但他也观察到，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尤其“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还比较弱。
目前，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心理教师。全校只有一位心理专业的教师。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理科教师、英语教师，詹大年解释，这样设置后，教师人数减少，和学生相处时间更长，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据记者观察，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高，尤其是文化课教师，很多是新教师，来校一两年，最长的在校时间不到5年。
一位文科教师说，自己很矛盾，因为学生基础差，在课堂上她将知识尽量讲得浅显，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一个学生说自己很焦虑，她想学习，但自习时同学很吵闹，“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起来。”还有一名学生怕离开这里后，无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从家拿来厚厚一摞复习资料。
“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在这里被剥夺了成绩。”李康说。很多学生离开这里后，要回到原来学校，面对原有的教育体系，家长们依然焦虑。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王爱月说，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觉得考上普高没问题，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说听不懂。她给儿子买网课，李康学了几天也不学了，最后，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我急死了，连个成绩都没有，中专都没法上。”她说服儿子去考试，最后的中考成绩没过普高线。
对孩子的未来，王爱月感到迷茫，“他不读书，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最终，李康听从母亲的安排，选择去郑州读技校，尽管他不喜欢这条路。
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儿子回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她说，在老家，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最近，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开课，有的还去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家长群每天滚动着语音条，“其实家长也是无力，谁想把孩子逼成这样呢？”
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项是读国际学校，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几个小时，最终问题总是绕回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面对父母的焦虑，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太在乎成绩，“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没有喜欢的，轻松就是最好的状态。”
在李镇西看来，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科学的制度体系”，“学校无论大小，还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这能保证学校运行于‘法治’的轨道，而不是‘人治’的窠臼。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发展的学校，如果长期缺乏制度，必然埋下一些隐患。”
近些年，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学校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据媒体报道，2009年，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控诉，被教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按摩。2020年末，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水、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苦衷。他提到，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问题孩子”的正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发现孩子有网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问题后，只能打听哪里有矫正学校。
“这给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财良机。近年来，一些以拯救、矫正为名的训练营、学校相当红火。”熊丙奇提到，由于缺乏监管，矫正类学校体罚、虐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
他认为，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问题学生”，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中，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成为孩子们心里的那块糖
熊丙奇认为，解决根本问题，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关注每一个孩子，这个理念不重构，10年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他强调，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这种模式之下一定是培养考生不培养人的。不培养人老师怎么会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
在昆明的教育研讨会上，李镇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丑小鸭中学的这些“问题学生”，为什么被原来的学校抛弃了？
“我很惭愧，丑小鸭中学收留的是我们放弃、虐待过的丑小鸭。”谈到这个问题，成都武侯实验中学蒋长玲老师说，她也曾放弃过“问题孩子”，是她第一届教的一个男孩。男孩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爸爸常打他。在学校，他不写作业、偷东西、打架，蒋长玲从内心里“盼着他早点走”。有一次，男孩偷了生产队的变压器，被爸爸吊在房梁上打，后来离家出走。
后来，蒋长玲得知，这个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出狱后又染上毒品。多年后，想起这个学生，她后悔自己没用更多办法帮助他。
“我自己也曾经是一只丑小鸭。”蒋长岭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她说，为了供养三个女儿，父母很辛苦，爸爸总是喝酒发泄情绪，妈妈则经常打骂孩子，她是老大，挨打最多。
从小，她很少体会到父母亲情，只记得生活的辛苦，八九岁那年，她得了皮肤病，“脖子、手、脸都脱了皮”，还要去地里劳作，汗水流淌进皮肤里，“苦得没地方倾诉。”
有段时间，她想过死，准备好农药，把自己反锁在家，开始给家人写遗嘱。先是爸爸，然后是妈妈，写到奶奶时，她写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时给她煮鸡蛋、烤红薯，把一碗稠米粥留给她喝，给她夏夜扇风、冬天暖脚，吃水果糖。
“我觉得我不能死，死了最伤心的是我奶奶。”蒋长玲放弃了自杀。她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奶奶陪伴她长到19岁，奶奶是她心中“最后一颗糖”。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老师们，“人活在关系中，坏的关系危害生命。”
后来她遇到过不少问题孩子。其中有一名患有交流障碍的学生，得知他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蒋长玲也跟着读。有一次，学生在食堂发脾气，她先抱了抱他，拿面包、牛奶给他吃，告诉他，等他什么时候愿意说话，就来找她。
后来，这名学生考入一所当地很好的高中，但读了两个星期，就不想读了，家长找蒋长玲劝，蒋长玲了解后得知，他想休学是因为在新学校没有朋友，也没有可信任的老师，她又帮助学生转到一所有朋友的学校。
蒋长玲说，面对这些问题孩子，她能做的是温柔对待他们，“成为他们心中的那颗糖。”
“教育首要培养的是人，其次是人才。”李镇西认为，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他以陶行知的名言“皮鞭下有瓦特”举例，“这个孩子以后不是瓦特就应该给他皮鞭吗？瓦特可能会有出息，但假如他是个普通的劳动者，能自食其力，这叫不叫有出息？”
他在书里讲过一个“普通学生”的故事。那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表现一般，以至于站在一群学生中，“自然就融化到集体中了”。
多年后，李镇西与这个学生重逢，得知他后来高考落榜，在一所技工学校读驾驶专业，经历了分配、下岗、创业，最终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学生对李镇西说，因为开车，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犯人、后来被枪毙的贪官，“见过很多阴暗面”。
“我有这么复杂的经历，本来是很容易堕落的。但没沾染社会上的邪恶风气，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像老师说的，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他对李镇西说。
后来，李镇西专门去坐了他的公交车，两人聊了一路。学生说起他最倒霉的事，是被一个醉酒的乘客殴打，导致眼角缝了7针，最开心的时刻是有乘客夸他开得好、态度好，坐过站后，宁可等半个小时也要坐他的车返回。学生还说，“李老师，我没有出息，但乘客很喜欢我。”李镇西告诉他，“这就是出息。”很多家长不能接受这种“出息”。
王爱月认为，自己受周围人的评价影响，把分数看得过重。“社会上看人的标准都是分数，比如亲戚朋友聚会，都是问孩子考多少分，没有人说孩子在家里干家务，大家去表扬孩子，对吧？”
儿子厌学后，李康的妈妈开始学习“父母成长课程”，以前，儿子学习成绩下降，她会抱怨儿子不争气，说“不是为了你，我的生活会好一点”。如今，她反思，对儿子发泄情绪是因为自己“内动力不足”，要从自身找原因。
陈艳也开始反思自己。她回想自己成长经历：在农村长大，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了学习牺牲人际交往。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女儿也可以做到。为了不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她让孩子四年级学习新概念英语，给孩子报舞蹈、画画等各种兴趣班。
她反思，自己只关注孩子学习，忽略了她的心理需求。“我活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陈艳说，她意识到“时代不一样了”，不能再让女儿像自己以前一样，为了读书牺牲人际交往。
有时候，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上一所一般的学校，找一个一般的工作，成为一个普通人”，陈艳又陷入焦虑中。但她又告诉自己这么想不对，“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总有一套很强的世俗标准，关注他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找到对象，而忽略了一个人的基础品质，去关注他是不是善良、开心，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必须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甚至是无能的。”詹大年说，当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第一信条是“保护生命”，“让他们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的。以后会有路的，说不定这条路是他自己悟出来的，说不定他哪一天能得到一种帮助。要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他说，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一条任何时候都可以玩下去的路。
（文中王爱月、陈阳、陈艳、李康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