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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大同这座城市，很多人往往联想到我国古代一个流行词——“天下大同”。这是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其标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公平，民族和睦，天下为公。古往今来，这种理想始终鼓舞着无数志士仁人不懈追求。
在大同的城市史上，孝文帝改革就是个典型案例。
大同古称平城、云州、云中等，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0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时期。大同所在的大同盆地，是内蒙古高原与山西黄土高原的接合地，因盆地周边有多处山口，形成天然关隘，成为古代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通道。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里介绍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疆之要害。”大同东边连接上谷（河北），可以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南边可以直达太原（并州、恒州），南下中原；西边以黄河为界，向北则可以控制沙漠地区。所以，大同处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要害，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往往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互相争夺的焦点地区。
东汉、魏晋时期，中原混战，无暇也无力北顾，鲜卑族趁机占领大同盆地，把它作为进军中原的跳板和桥头堡。鲜卑拓跋部本属于东胡一支，世居大兴安岭附近，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建兴元年（313），鲜卑拓跋部建立政权，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都，平城为南都；天兴元年（398），拓跋珪称帝，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七月，把都城从盛乐正式迁到平城（即大同）。之后，拓跋珪及其后代利用平城独特的战略地位，征服高车、柔然、西燕以及鲜卑部的慕容部等周边诸多游牧部落；然后，又以平城为根据地，派大军南下中原，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基本统一北方。平城也成为我国北部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作为北魏都城长达96年。
但到了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在位时，却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把都城迁到中原地区的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平城位于山西北部，高山大河环绕，土地瘠薄，交通不便。孝文帝统治时，平城人口已近百万，粮食和物资供应十分艰难；其次，平城位置过于靠北，不利于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治，也不利于北魏汉化政策的推行。
历史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把向南发展、乃至统治农耕文明地区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南进的过程，一般都走了三步棋：第一步，实力不够强大时，南侵犯塞，掠夺农耕地区的财物和人口；第二步，随着实力进一步强大，夺占和统治农耕地区的土地和人民；第三步，实力足够强大时，推翻中原王朝，入主中原。
鲜卑拓跋部已经成功地走完了这三步棋，实现了入主中原的目标。但是，平城毕竟远离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从长远来讲，既不利于就近吸取农耕文化的精华，又不利于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持久统治。
除了以上诸多因素，平城还给孝文帝留下了一些苦涩的回忆。在孝文帝的身边，有一位铁腕女人——冯太皇太后。她并非孝文帝的亲祖母，她曾逼迫孝文帝的父亲退位，孝文帝宠妃林氏的死也与她有关。对于孝文帝而言，平城哺育了他，把他养大成人，但平城又是令他伤心的地方，这或许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促成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皇太后病逝，这年，孝文帝24岁。虽然冯太皇太后不在了，但她实际掌握北魏大权近30年，在鲜卑贵族中培植了强大的实力。作为外戚，冯氏家族仍然手握大权，盘根错节，实际把握了北魏大权。孝文帝迁都，也有打算避开冯氏势力范围——平城，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北魏政权新格局的意图。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正式把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然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主要内容是“汉化”，史称“孝文帝改革”。改革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不仅改变了鲜卑族的命运，还改变了大同这座城市的命运。
北魏曾经以大同和洛阳为中心，统治我国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促进了这一区域饮食、服饰、风俗、宗教等文化的大交流。比如，北魏皇室崇信佛教，北魏统治时期，我国北方地区佛教广为传播，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佛教石窟。著名的佛教寺院如山西五台山寺庙群、嵩山少林寺，都始建于北魏；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我国四大佛教石窟也都始凿或兴于北魏时期。
北魏定都大同长达百年，后来，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又以大同为陪都长达数百年。建都大同的优势很明显：形势险要，是进攻中原的前沿阵地，又背倚蒙古草原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但劣势也很明显，这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粮食和物资供应不足。
在孝文帝去世短短30多年之后（公元534年），北魏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短命而亡。这就意味着，建都在农耕文明的腹地，远离游牧民族的大后方，必然失去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同用自己的成败存亡为北京做了百年的实验，为北京建都提供了样板。
对于游牧民族来讲，建都北京兼有大同和洛阳的双重优势，又避免了两座城市的不足。首先，北京背倚辽阔的蒙古大草原和东北地区，有充足的回旋余地；其次，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和北方地区的咽喉要道，交通十分便利；再者，通过大运河可以很方便地把中原和南方地区的粮食和物资运往北京，满足都城的需求。所以，北京就成了金、元和清朝都城的不二选择，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但无论如何，孝文帝出生在大同、生长在大同，他的改革思想也定型于大同，而孝文帝改革的目标也是为了天下大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一直就是一座俯视中原、胸怀天下，追求民族和谐、天下一家的城市，它的名字也必将为中华文明史永久铭记。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城”主讲人）
程遂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