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在今日大众心中可能是一座古建筑、一处历史旅游景点。而绵延千年的它,更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的代表,反映的是在一座幽静闲适的院落中,一群读书人围绕着书展开的、万象纷呈的教育教学和思想对话。
千年庭院,潇湘洙泗,弦歌不绝。作为我国书院文化的典型代表,岳麓书院有怎样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制度,培养怎样的人才、传播何种思想文化……这是9月22日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开播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岳麓书院》想要告诉大家的。该片通过源流、正脉、传道、经世、新变、求是6集,其实要回答的是两个问题:岳麓书院究竟是什么、这座院落绵延千年为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岳麓书院》以五代期间二僧办学为始,历朱张理学、王阳明心学、王夫之船山之学,至曾左彭胡,杨昌济、毛泽东,再到当下,以人为线,应照爱国、济民、经世、求是等故事核。而在此基础上,《岳麓书院》还有教育与思想文化两条隐含的逻辑线。
从教育角度,岳麓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也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演变的亲历者,还是现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者。
从北宋开始,岳麓书院成为湖南最高学府,位列潭州(长沙)州学之上,以后历代办学,它一般都居于州学之上。从全国范围来说,自北宋开始,岳麓书院亦占据了全国四大书院之中最稳妥的那把交椅,不管四大书院的说法有几种,它始终是公认的四大书院之一。
近代书院改制,岳麓书院是亲历者。自王先谦1894年主讲岳麓书院以来,教育改革的步伐就没有停过,尽管它有自己鲜明的教育改革主张,还是没能挣脱清末几千所书院改制的大潮,以西式的教育组织方式改成了高等学堂。但这所书院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几经转折,成为现代高等教育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岳麓书院又在传统书院教育的基础上,借助现代高校的教育资源,成功转型为现代新型书院。
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说,无论两宋理学、明代心学、清代经学,还是近代革命文化、现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岳麓书院都是参与者,有时还是引领者。
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重镇与朱张学统的源流。明代自王阳明访院之后,100多年间,阳明后学有十几人陆续登坛岳麓,传播王学。清代,岳麓书院有罗典、王文清、欧阳厚均、王先谦等经学名家主讲,并专门创建了“通经致用”的湘水校经堂,左宗棠、郭嵩焘等皆肄业于此。
这个院落在千年岁月中屡毁屡建,《岳麓书院》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反复再现了书院重建的历史。当宋真宗的匾额在蓁荒野草中被重新发现,再次悬挂在岳麓书院大门上时,我们所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那块匾额被挂上去了,更是书院的文脉又重新接续起来了,甚至是中华文明的脊梁又挺起来了。
那些伫立在破败院落前、手拿建筑图纸、孜孜不倦的建设者,他们修建的不仅仅是这个供人栖身的房屋,他们在铸就文化,同时也以自身为基,创设指引文明方向的灯塔,是的,他们自身就是灯塔。镜头中书院“六君子堂”的先辈们,就是书院成十上百成百上千个建设者的代表。
仔细看每一集的主要人物——第一集张栻,第二集张元忭,第三集吴道行、王船山,第四集郭嵩焘,第五集王先谦,第六集杨昌济、毛泽东——我们会发现,书院的传承者们构成了一条赓续不绝的绵长气脉。
张元忭是张栻弟弟张杓的直系后裔,又是明代书院山长吴道行的老师。吴道行则是张栻弟子吴猎的后裔,又是王船山的老师。郭嵩焘是王船山的坚定追随者,为其迈入文庙圣域奔波多年,而王先谦又是郭嵩焘的忘年交。杨昌济1898年在书院读书时,王先谦任书院山长,理论上就是王山长的学生,毛泽东又是杨昌济的学生。
千百年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聚集在书院,奔走呐喊,奋勇前行,书院就不可能有千年底蕴的沉淀,也不可能有“楚材斯盛”的璀璨。
从第四集《经世》到第六集《求是》,我们要回应当下的两个重要文化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坚守我们的文化自信。
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至少有三代人有着不同的应对态度和方法。第一代人可以包括魏源、曾国藩和郭嵩焘等,他们提出了“师夷”“兴洋务”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是此时的主题。
第二代人以王先谦为主,他在提出学习“时务”的同时,也开始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反思西方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王先谦这个曾被贴着“保守卫道”标签的学者,事实上在坚守自我文化精神和反思外来文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的问题上,超越了激进与保守、维新与守旧的藩篱。
第三代人以杨昌济和毛泽东为主,这一代人具备了融会中西的学术基础和现实条件。杨昌济认为,想融会中西,必须有扎实的国文、国学功底,换句话说,中学才是融会的根基。他同时也延续了王先谦关于是否符合国情的观点。
毛泽东在蔡和森们远赴西洋求学的时候,留下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在艰难的探索和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主义,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正确方法,正是悬挂在岳麓书院讲堂前檐的匾额——“实事求是”的要义所在。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员、纪录片《岳麓书院》学术撰稿)
郑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