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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是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锻造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未来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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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心 尽锐出战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团队进驻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展开河边村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实验。
他在《贫困的终结》一书中写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及动员全国人民参与脱贫攻坚的社会文化优势，是中国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出的基本经验之一。
出生在“三西地区”的他，尽管生活在县城，但在11岁之前却从没洗过一次澡。在爷爷奶奶生活的小村庄，李小云亲眼看到过一家人只穿一条裤子的极度贫困。如今，这个村庄完全实现了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从党的领袖到广大党员干部，情系贫困群众、心怀减贫大业，全党目标一致、上下同心。
李小云认为，真正的政治承诺是扶贫最难得的政治资源，把这样的政治承诺落实到行动，则是最为珍贵的治理资源。有没有政治勇气和行动能力打破贫富的结构性制约，从根本上改变贫富之间的分配格局，这才是扶贫最难的事情。
巴基斯坦执政党正义运动党中央新闻书记艾哈迈德·贾瓦德曾对媒体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脱贫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源于中国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能够将全社会中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广泛动员和团结起来，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努力。”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作风实的干部被精准选派至基层加强扶贫队伍建设，为贫困群众找出路、谋发展、早脱贫。
2017年，中央机关援疆干部邵祥理从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来到新疆，主动申请，任阿图什市松他克乡克青孜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他们帮助贫困户购买奶牛、修建棚圈、硬化道路，对接深圳企业、引导致富带头人投资，甚至“刷脸”要资源，筹钱组织村里学生去北京上海游学。
广西壮族治自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杨宁是江门本地人，也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村官。2010年大学毕业后，她被老主任的一句话打动，回到了村里。老主任对她说：“城里多你一个大学生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但是村里多一个大学生就很了不起。”扎根基层10年来，她成功带领江门村94户326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降到0。
尽锐出战，将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集中精锐力量办大事，这既是实践智慧，也是庄严承诺。
精准务实 开拓创新
李小云的扶贫工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为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援助项目做具体设计、落实和评估，而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穷人？这个问题在所有扶贫工作中，都是第一步。
1986年，中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将其定为206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5亿，主要解决温饱问题。2001年制定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865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422.8万。2011年制定第二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2亿。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脱贫攻坚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
“一收入”即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就是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贫困人口退出标准是综合性多维标准，不仅衡量收入水平，还考量贫困人口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程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精准扶贫不仅包括精准识别和帮扶贫困户，也包括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
多年的扶贫工作和在河边村长期的贫困综合治理实验，让李小云高度评价这一标准。
以2012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2300元（2011年不变价格）为例。理论上，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的应该是穷人。而即便不考虑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收入报告的误差，拥有土地和住所、可支配收入较低的农民，可能不属于贫困；相反，居无住所的农民，即便可支配收入高于2300元，却仍有可能是贫困的。
“因此，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增加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使在农村识别谁是穷人更加容易。”李小云认为。
“回顾40年中国的减贫成效，可以发现，扶贫开发越来越精准，因而可以惠及更多真正的贫困人口。”汪三贵在《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一书中写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从制度到具体措施，我国的扶贫工作都跳脱出已有的“解决路径”，开创出针对现实的脱贫道路。在《贫困的终结》中，李小云提到，从多年的扶贫工作中他发现，当权利和机会不平等时，扶贫人不应该拿着“尊重穷人的选择”的道德原则去鼓励穷人在原有的轨道上重复，而应该拿出不同于穷人生活和升级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们。
我国的扶贫工作通过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通过加强领导、建强队伍，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通过区分类别、靶向施策，解决了“怎么扶”的问题；通过严格标准、有序退出，解决了“如何退”的问题；通过跟踪监测、防止返贫，解决了“如何稳”的问题。
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开拓是勇气，创新是智慧。
攻坚克难 不负人民
1958年到2004年，中国的土地上，多了两条路。一条水路，一条山路。
在脱贫攻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中，多出来两条路并不出奇。而它们为当地百姓带来的改变，不啻天路。它们更为脱贫攻坚这部史诗，浓墨重彩地刻下注脚。
1958年，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自治乡草王坝村（现团结村）原村大队长黄大发刚被选上村大队长，就一心想打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包沙饭，过年才有米汤喝”的缺水窘境。
第二年，24岁的黄大发带领村民绕过三座大山修渠饮水，没想到，这条绝壁上的天路，他走得如此坎坷，走到两鬓斑白，走得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条路一走，就是35年。
而几年后的1997年，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带领村民，在坐落于喀斯特地貌鬼斧神工的“天坑”里，修一条天路。
从坑沿到坑底，足足1100多米，108道之字拐。在397名村民中，有153人过去50年没去过县城，160人从没见过公路，210人从没见过汽车，360多人从没看过电视……曾经大家抬一位村民去医院看病，可是走到乡医院，要四五个小时，抬了一半，人不行了，只能又往回抬……
“天坑”不仅让人离现代文明生活相去甚远，甚至每年生活所需的70余吨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村里生产的几十万斤粮食和几百头毛猪，也被卡在了这条山路上，进不去，出不来。原来的羊肠小道，往返一次，要整整4天。
对毛相林和黄大发来说，他们要修的，不仅是天路，也是“生路”。只有修成这条路，才能把人送出去，把水和产业引进来。
毛相林在腰上缠住绳子，第一个下去。黄大发在几百米的高空身先士卒搞勘测。路通了，新的问题来了：老主任和老支书，如何在路通了之后，带领村民致富？对于学历不高，最初只能“蛮干、瞎搞”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难度不一定比修路小。
不会，重学；失败，再来！
2015年，下庄在全县率先实现了整村脱贫。2019年，下庄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670元，是1997年修路前的40倍。而团结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大关，2019年年底，顺利脱贫出列。
按照世界银行一天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估计，中国在30年间减少了约7亿贫困人口。1981年至2008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5亿减少至8.05亿，占这一时期全球减贫人口的90%。
“中国的贫困类型有很大梯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中国贫困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包括直过民族的贫困、部分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贫困，以及部分山区因资源匮乏造成的贫困等。因此，我国的减贫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多借鉴意义。
李小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同时在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就是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中国人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社会文化，按照中国的国情选择合适的脱贫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摆脱贫困的目标。”
“中国减贫最重要的经验是能够让经济增长成果在全社会共享。”李小云说，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如果人民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经济发展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一些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却无法大规模地缓解和减少贫困，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让贫困人口增收两者之间的平衡。”李小云认为，这一问题在不少中等发达国家都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党介入。
“我国通过‘开发式扶贫’，逐步缓解并最终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李小云指出，我国依托政治优势，突破结构性约束，解决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以发展不平衡为主要特点的贫困问题。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不负人民，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和使命担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