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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残奥游泳队教练张鸿鹄，从事残疾人游泳训练工作已经有33年。
今年的东京残奥会，郑涛为中国队夺得4枚金牌，失去双臂的他咬着白毛巾出发的镜头传遍大街小巷，我就是拽住毛巾另一端的人。“幕后”是残疾人教练应该在的位置，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运动员出发，迎接他们归来，无论在赛场还是人生，无论是败北还是凯旋。
东京残奥会是我参加的第八届残奥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我国派出的游泳运动员只有32人，仅有上一届的一半，但我们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9金19银18铜，继伦敦、里约两届残奥会之后，继续位居游泳项目奖牌榜榜首。
可放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残疾人体育整体处于较弱的水平。1992年巴塞罗那残奥会，整个代表团才二十几人，参加四五个大项，最终取得11枚金牌，其中，便有中国残奥会游泳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残奥会，我们在竞技场上迎来巅峰，自那之后，我国提出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口号，残疾人运动由此有了长足发展。
我从1988年开始执教，当时残疾人体育运动算业余训练，得到的重视程度不高。此后，残疾人体育的组织管理由原先归属国家体育总局转到了中国残联，体育中心甚至训练基地在各省（区、市）相继建立，政策、资金和后勤保障逐步完善，专业化道路日渐清晰。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选材问题，刚开始，没有这方面经费，也缺乏国家普查信息的支撑，我们只能拿着残联的登记表，坐公共汽车去各州市选队员，找到人后还要跟人家商量，因为那时每天的生活费很少，困难时一天所有费用就10元。尤其在我的老家云南，待选拔的孩子“藏”在山里，道路崎岖得往往得从拖拉机换马车，最后改步行。
但正是一次次艰难的选材，才让我体会到贫困地区残疾人群体的难。以前我们常说：“去招生，包包回来肯定空。”有一次到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选材，当地干部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各村的孩子集中送到县城来，他们从早上走到晚上，来了谁都没吃饭。我和同事只能自掏腰包帮着解决，没别的，就是不忍心。
我们很明白，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做的必须是帮助他们能自强、自立，拥有靠自己能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能力，这听上去很难，但我们相信，体育可以做到。
在东京残奥会获得4块金牌并4次打破纪录的郑涛就是个例子。1990年，他出生在云南的一个贫困家庭，10岁时因为电击而失去双臂，随之失去的是上学的机会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去他们村选苗子，发现这孩子身体条件适合游泳，且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关键他说了一句话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不想做废人”。
郑涛进队后，别人在水里待5个小时，他在水里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开始练仰泳，他需要口咬毛巾才能出发，用头撞池壁才能完成撞线。训练中，我们的教练看他一次次头撞池壁，很是心疼，就建议训练时不要用头去触壁，但郑涛认为，训练必须和比赛保持一致，才能让教练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游速。
这么多年，我遇到过各种残障程度的运动员，他们都在赛场上找回了自信。2007年，我遇到了钱红艳，钱红艳出生于云省曲靖的一个农民家庭，4岁那年，她在村外公路上玩耍掉了只鞋，为了捡鞋，她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后卷入车底，导致盆骨以下完全截肢。
为了让她继续上学，她的爷爷把旧篮球从中间切开，里面垫上棉花，半个篮球套在她的身下，还特制了一对可以拄着的“木手垫”帮助她“行走”。被篮球托着身体的钱红艳因此被称作“篮球女孩”。
2007年，在当地残联的支持下，钱红艳来昆明观看了第七届全国残运会，她看到许多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人正努力拼搏，从而萌生了想当运动员的想法，我成了她的教练。
最初的训练非常困难。钱红艳残疾等级高，她的高位截肢，在国外都很少见，最令人担心的是没有腿，这好比一艘船没有舵，在水中没有方向感，容易横向摆动，影响速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专门为她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案，加强技术的连贯性和保持双肩的平衡。
穿着游泳服，套着教练给她新剪的篮球，认真地做体能训练，小红艳哼都没有哼一下。但开始水上训练，她还是很紧张，我们教练就下水帮着打辅助，慢慢地，她终于找到了在水里前行的方法。一天训练下来，她差不多要游2000米左右。
最终，钱红艳也站上了赛场，在云南省第九届残运会、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2016年里约残奥会，还有这次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奖牌和荣誉都让她早已对生活燃起希望。
运动员是单纯的群体，残疾人运动员更是如此，不说苦、不叫累，因为他们经历过比训练、伤病更难一百倍的事，但凡还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光发亮，他们会竭尽所能去抓住一线机会，体育已成他们的精神支持。
从教练角度讲，奖牌数量和输赢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让残疾人孩子通过体育训练建立自尊和自信、融入社会、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看着他们从游泳池出来后找到自信和快乐，甚至建立家庭、找到工作，才是我最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