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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2月19日，35岁的加夫列尔·博里奇在智利总统大选中获胜。3个月后，他将正式就职。
博里奇身上有许多标签：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当今全球第二年轻的国家元首、智利第一个首轮选举落败后反超的总统、智利史上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而其中最鲜明的一个标签，是85后。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认为，“年轻”能带来新鲜感和魄力感，这正符合智利人推动社会改革的期待；但无论在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改革都将面临重重挑战。
他声言要埋葬“新自由主义”
博里奇的选举之路，就是一匹“黑马”逆袭的过程。4个月前，他刚满参加竞选规定的最低年龄，勉强凑够了获得竞选资格所需的3.5万个签名。出人意料的是，他一举击败了党内热门候选人、圣地亚哥市长丹尼尔·贾杜，代表左翼联盟“赞成尊严”参加总统竞选。在首轮投票中，他输给了51岁的政坛老将安东尼奥·卡斯特，位居第二。由于首轮投票中无人获得有效投票的半数以上，12月19日，博里奇和卡斯特进行了第二次较量。这一次，博里奇获得了56%的选票，成功问鼎总统宝座。
这次选举，对智利乃至整个南美地区都影响深远——博里奇和卡斯特的角逐，决定了智利在接下来的4年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卡斯特属于极右翼政营，素有“智利博索纳罗”之称，主张减低税负、排斥移民、回归“传统家庭价值观”；博里奇主张增加税收，改善社会福利，改革由私人机构主导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并促进绿色经济转型。
“如果说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摇篮，那么，它也将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坟墓。”博里奇在公众演讲中呼吁，“不要害怕年轻人改变这个国家”。
从街头运动的学生领袖，到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博里奇只用了10年时间。2011年他还是法学院大四学生时，智利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成千上万名学生在萧瑟寒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优质的教育。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博里奇没有完成学位，却由此进入政坛，成为国会议员。
进入国会的第一天，博里奇就展现了特立独行的一面。相机镜头定格了当时的一幕：他蓄着一脸大胡子，身穿皱巴巴的土黄色短夹克，软塌的衬衣解开两颗纽扣，敞开胸膛，在一群穿着黑灰蓝色笔挺西装、领带系得不偏不倚的国会议员中显得格格不入。同僚指责他违反礼仪，但他却说：“我根本不在乎（外表）。我希望人们以我的工作表现来评价我，而不是时尚品味。”
这种不拘小节的“Y世代”范儿，或许正是博里奇深受智利年轻人喜爱的原因之一。用智利媒体政治分析师肯尼思·邦克的话说，他们就欣赏博里奇这种“粗鲁的真诚”——他在公众面前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有强迫症，还在精神病院里待过一段时间，打破了公开讨论自身心理问题的禁忌。“他是更年轻、更现代、更进步的选民代言人，给人们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印象。”邦克对《时代》杂志表示。
他再次印证政治不再是年轻人的禁区
曾几何时，政治被默认为年长者的游戏和年轻人的禁区。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步入政坛，这种传统观念正在被改变。
《美洲季刊》指出，尽管18岁至30岁的年轻人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但他们往往缺乏政治话语权。以拉丁美洲为例，该地区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0岁，而上届领袖在任期间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秘鲁前总统库琴斯基上任时78岁，巴西前总统特梅尔上任时76岁，乌拉圭前总统巴斯克斯就职时74岁，哥伦比亚前总统桑托斯就职时64岁，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就职时63岁。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也“与他们的发际线高度不相上下”——智利议员的平均年龄约为50岁，巴西四分之三的议员年龄都在45岁以上。
《美洲季刊》认为，年龄差距不一定是问题，年长者也可以有年轻人的心态。但问题在于，建制派精英们打造的世界，越来越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现实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待。例如，在上一届拉美国家的总统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超过28%的支持率；在智利，只有6%的人对国会持正面看法；在巴西，对国会持正面看法的人只有3%。
政权和民意的脱节，既体现了代际差异，也反映了大众对变革的渴望，“Y世代”和“Z世代”的呼声尤为强烈。他们成长于世纪交替之际，亲眼目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治理体系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黑人的命也是命”“气候正义运动”“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背后是将过去的政治结构推倒并重建的诉求。
对年轻人而言，什么样的人才是21世纪领导者的理想人选？“一个敏锐的、善于表达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向全世界开放的、具有强大思辨能力的人。”墨西哥知识分子瓦莱里娅·莫伊在墨西哥《金融报》专栏文章中写道：“突然间，所有人都开始寻找这样的人。”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全球政坛近年来涌现出一批“Y世代”领导人。2017年5月，时年39岁的马克龙赢得选举，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2017年10月，时年37岁的杰辛达·阿德恩成为新西兰自1856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理。2019年6月，时年38岁的纳伊布·布克莱成为萨尔瓦多新总统。2019年12月，时年34岁的桑娜·马林当选芬兰总理，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国家元首。除了总体上更年轻，元首们的背景也趋于多元化——2017年6月，时年38岁的利奥·瓦拉德卡成为爱尔兰最年轻的总理，他也是该国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和首位印度裔的总理。
《时代》周刊指出，这些领导人在政坛虽是后起之秀，但年轻并不等于没有阅历。实际上，他们的声望和权力都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比如，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执政前都担任过部长级高官，博里奇在2013年和2017年连续两届国会选举中都获得了麦哲伦-南极大区的最高选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知识和牢固的民意基础。
他将是拉美“最难的总统”之一
“拉美人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够带来变革，因为他们受够了。”江时学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年轻能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和魄力感，这正符合大多数智利人改变社会现状的期待。但他强调，无论是在智利还是其他国家，任何改革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
在前总统皮诺切特打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智利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从1990年到2013年，该国贫困率从38.6%下降到7.8%，各项社会指标也有所改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25万增至120万，人均预期寿命为79.1岁，位居南美地区第一，被称为“南美洲国家的发展样本”。
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智利大学政治经济学家何塞·米格尔·阿哈马达表示，智利是“拉丁美洲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尽管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智利成为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这些政策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统计，1%的智利人口掌握着该国26.5%的财富，而50%的家庭仅拥有2.1%的财富。根据智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智利规定的最低工资为30.1万比索（约合人民币2202元），但该国一半劳动者的收入等于或低于40万比索（约合人民币2926元），仅仅超出了法律允许的最低线。此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也给智利人的生活制造了一系列问题，提高社会福利、加大公共投资的呼声越来越高。
近年来，智利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从1984年至2009年，该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近年来却一直徘徊在2%以下。经济“退烧”后，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凸显。从2019年10月开始，智利全国各地的抗议和骚乱此起彼伏。这一波运动始于圣地亚哥地铁票涨价，随着运动的发展，抗议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交通成本高企、生活成本上升、腐败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加大……智利人的积愤彻底爆发，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其间虽因新冠疫情有所缓和，但至今抗议仍未消停。
美洲学会副董事布莱恩·温特认为，博里奇将成为拉丁美洲近年来“最难的总统”之一。他背负着智利年轻一代的期待——他们希望智利能转型为“斯堪的纳维亚型”的国家，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博里奇上任后，需要平息持续多时的抗议，通过制定新宪法提高社会福利，创建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同时又要保持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以支付高福利所需要的成本——在过去30年里，还没有哪个智利领导人能做到。实际上，声言要废除“新自由主义”之后，他能否与智利的精英们“讲和”都是个问题。最近几个月，智利数十亿美元外流导致比索贬值近20%；博里奇胜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智利股市就下跌了10%。
江时学认为，无论是“左”是“右”，都难以解决拉丁美洲的困境。某位领导人上台几年后，如果生活没有什么改善，他们又会用投票方式选出另一个政治倾向不同的领导人上台。这就是拉美政坛的钟摆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的原因。此外，疫情导致政治风向标的转向更加频繁，政治舞台上各种不确定因素也更多。
眼下，支持者对即将上任的博里奇抱有乐观的期待。在他们看来，博里奇从政经验不足的弱势，以及智利经济结构中的天然短板，或许可以被他“善于学习、倾听和总结”的年轻人特质所弥补。有人敏锐地注意到，他最近换上了西装，但依然没有系领带。
在胜选演说中，博里奇表示自己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小步但坚定地向前走”。“你们会发现，总统会对倾听和融合不同愿景持开放态度，也会接受建设性批评。”他对支持者说，“我谦卑地接受这个职责。”
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