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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一道菜：鲍鱼红烧肉。在爷爷的描述中，那道菜鲜嫩多汁，泛着油渍，全是肉，吃一口满嘴的肉香，是无可取代的一道菜。那是爷爷年轻的时候跟着领导去大城市重庆吃上的一道菜。重庆市在中国也许算不上大城市，但爷爷一生没走出过几次大山，在他的理解中，重庆市就是大城市，朝天门是整个中国最繁华的地方。
“那鲍鱼一个一个大得出奇，肉有这么厚哩！”爷爷伸出食指和大拇指比着，浑浊的老眼里闪着光。每讲到这道菜的时候，他就必定会拉着高亢的声调再讲一次酒店是如何豪华之类的经历，无比骄傲。爷爷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这样风光的经历一般的农村人是不能拥有的，因此爷爷记得很清楚，每年都要讲给我听。鲍鱼红烧肉这道菜，也成了爷爷心中的一种象征。
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到父亲这一代才有了一些变化，但家里也并不富裕。小时候爷爷当家，一心想把家里的条件搞好。他常常教育爸爸，也教育我：做人做事要努力，要吃得苦耐得烦。爷爷每天起早贪黑做点工，每天挣得几十元钱，天黑尽了才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开始清洗他那一双大脚：脱掉解放球鞋，先用镰刀头敲，敲掉脚上干硬的泥土，然后才开始洗脚，洗出一盆黑水后，才现出那一双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沟壑的脚。爷爷有了积蓄，便着手给家里盖新房，我家是村里第一户盖水泥新房的人，并且盖了两层，贴了瓷砖，没欠外债。村里人都夸爷爷能干。面对别人的夸奖，爷爷很欣喜，但他说：“离吃上鲍鱼红烧肉还差得远哩！”受爷爷的影响，我的家人都有一个“鲍鱼红烧肉”的梦，那便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让家庭条件变好。
当爷爷开始老去的时候，父亲接过了家庭重担。父亲一米八的个子，力气也大，是个干活儿的好手。父亲继承了爷爷的一双大脚，这双脚粗糙厚实，每天踩在黑色的泥土之上，东奔西走，为家里挣来了彩电、洗衣机、自行车和第一辆摩托车。
后来，父亲带着母亲到江浙一带打工，回乡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黝黑而瘦弱，眼角生了不少皱纹，不似记忆里那个白而精壮的父亲，母亲倒是时尚了不少。爷爷问父亲在浙江吃过鲍鱼红烧肉没有，他说：“没有，鲍鱼炒饭倒是吃过。”爷爷又问：“鲍鱼炒饭里有鲍鱼吗？”父亲说：“没有。”爷爷说：“那还得继续努力。”父亲在外地干过泥瓦匠、木匠等工作，很是艰辛，不过也挣到了不少钱。父亲把家里的旧家具都换成欧式的，还建了新厨房、自动冲水厕所。村里的同辈又对我爸敬佩起来。到四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不再打工，回到了家乡，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感到父亲也渐渐老去，爷爷就更老了，偶尔犯痴呆，耳朵也不灵醒了。村里陆陆续续建起了小洋楼，而我家在小县城买了房，一家人都搬进去住。面对家庭境况的日渐向好，爷爷很欢喜。可是，刚搬进新家不久，母亲便告诉我，爷爷奶奶只在新家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去了。爷爷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找不到回家的路，一坐上电梯便头晕目眩。爷爷一辈子勤勤恳恳，做梦都想着能在县城买房，把吃玉米红薯的家，变成吃鲍鱼红烧肉的家，而当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他却不适应了。
我继承了爷爷与父亲不服输的性格，在大三的时候苦学半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硕士，成了村里第一个研究生。我总觉得我能考上复旦，与“鲍鱼红烧肉”有点关系，但我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关系。
去年夏天，约了朋友去涠洲岛玩耍。涠洲岛是盛产优质海鲜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吃新鲜的虾蟹扇贝，自然也少不了鲍鱼，也不贵。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鲍鱼不再是珍贵食材，平常人家也吃得起。涠洲岛的鲍鱼个大、肉丰、汁水足，想起爷爷，又恰逢我要回老家过暑假，便买了一些鲍鱼空运回家。我把鲍鱼给爷爷看，他只笑，痴痴的。照着网络配方做了鲍鱼红烧肉给爷爷吃，我指望着他是很惊喜的，爷爷看着还冒着热气的肉，眼睛里突然闪出一点光来，不过很快又暗淡下去，他颤颤巍巍举起手来，比了个大拇指，像是比给我的，也像是比给大家的。我夹了一块肉送到爷爷嘴里，“爷爷，鲍鱼！”爷爷笑着嚼了几下，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已经太老了，鲍鱼肉也有些嚼不动了，满满一大盘肉，爷爷只吃了两块。
一家人坐在一起，问我学习近况，又扯一些家常，鲍鱼红烧肉很快就吃光了，我突然感到它是多么平常的一道菜，又突然，心中生起一些感动来。
杨鸿涛（25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