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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与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备受青年关注。北京和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作为两地共同拥有的红色资源，显得尤为特别。
最近，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京沪两地青年在南北《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以“温暖一平方”直播的形式实现联动，让“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的青春呐喊，在南北《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同时响起。
跨越一千多公里的连线
走进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可以看到一块写着“新青年社编辑部”的木匾。据展览讲解员张汝娴介绍，这是经过党史学者考证，根据当年新青年社的通信印模拓印还原制成的，全国仅此一件。
来自上海向明中学的李天心看过《觉醒年代》，细心的她注意到，这块木匾的摆放位置似乎与电视剧中不太一样。对此，《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回应道，写剧本时，旧址还未开放，而《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标志，在剧中选择挂在门口，有一种“先把旗子竖起来，让大家知道我进北京了”的含义。
1917年，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随着北京大学教授的加入，《新青年》逐渐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刊物转变为全国性的畅销刊物。
直播中，京沪两地青年看到了很多首次展出的珍贵史料，比如，一张展现百年前陈独秀旧居门前风貌的老照片，一下子把人拉回到当时那段峥嵘岁月，联想起在《觉醒年代》中曾多次出现的泥泞小道；1919年8月至1922年7月发表于《新青年》的200余篇研究马列主义的重要文章，现场同学在电子翻书屏前轻轻一挥，便能阅读……
1920年，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返沪，编辑部也随之迁到上海。讲解中，上海的展览讲解员刘倩提到了“毛泽东来拜访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场景，这引起了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高二年级学生佟思瑀的好奇，她问道：“当时上海的编辑部作为进步人士的聚集地，为什么没有被当反动政府取缔呢？”
原来，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处于法租界的管理范围，北洋政府鞭长莫及。不过，虽然没有被取缔，并不代表编辑部没有被当时的租界当局或者国外的情报部门关注。上海市大同中学历史教师、黄浦区青少年党史学习品牌项目《顾老师讲红色故事》主讲人顾博凯特别举例，在电影《1921》里，日本情报部门对编辑部进行盯梢的细节，以及因密探到访打断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都是有史料支撑的，也不是偶然事件。
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对革命先辈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事情娓娓道来、云淡风轻，但其实，他们当时时刻处于危险风暴之中。”
另外，通过镜头，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的方松海还注意到了《新青年》杂志封面的变化。顾博凯指着印有紧握双手的封面解释：“这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一期《新青年》杂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发行的第一期《新青年》，当时，随着杂志宣传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杂志的封面也发生了直观的变化。”
让红色文化成为党史教育的主打色
北京市东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有“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13处，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4家，许多建党初期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区。
上海市黄浦区则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起源地所在区，有革命遗址遗迹及纪念场馆、设施142处，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6家，这里留下过许多难以磨灭的红色印迹。
两地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正是呈现党的历史最直观、最立体的地点。通过学习互动，两地青年不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新一代青年应该如何向前辈学习？我们当下应该做些什么？”
对此，龙平平用年轻人经常用来形容《觉醒年代》的“yyds”（永远的神）来回答。他觉得，电视剧背后讲述的伟大建党精神才是真正的“yyds”，不过，要想做到永远，就得靠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伟大建党精神接过来、传承下去。
100年前的90后、00后通过对民族出路的不断探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们用奋斗、牺牲缔造了新中国；现在的青年更应该坚定自己心中的信仰，肩负起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把建党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上海格致中学的学生盛晓涵说，通过参观，他对党的创建历程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了解，也让他对那些追求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先贤怀有更多敬意和感恩。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北京市东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借此活动，希望广大青少年一代能够做勇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