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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作为一种典型的、常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党的的性质、宗旨、优良作风截然对立，是整治党内“四风”问题的关键所在。恩格斯曾借用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形式主义者作了辛辣讽刺。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批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中央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8月18日，陕甘宁边区交通厅的主要负责人高克林提交了一篇题为《鲁忠才长征记》的调查报告，介绍了富县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去定边盐池运盐的过程，并对当时运盐所用的牲口数量、来回富县与定边两地的时间、沿途的各类情况做了细致记载。毛泽东在阅读《鲁忠才长征记》后认为，这篇报告语言简洁、立足实际，把复杂的经济问题讲得生动具体，克服了夸夸其谈的老毛病，并在给这篇报告写的按语中称，“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重视调查研究的现象在党内蔚然成风，成为改造形式主义土壤的实践工具。调查研究的开展，使党的高级干部走出书斋、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式、新样态。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进京赶考”的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将整治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作为巩固和建设政权的重要手段。1952年年底，党中央针对基层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下派任务多、干部职衔多、公文报表多、活动会议多和机构配置多等“五多”问题，进行了一次针对形式主义的专项整治。
例如，当时长沙一区委书记反映，区委每10天左右虽只布置两三项工作，但经区长、专署干部，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干部一补充就成了10多件。华北局在报告中提及，河北盐山县农村除随便召开卖豆饼、卖酒等群众大会，孤立地召开各系统的干部会议、业务会议外，有的村庄竟然在一个月内召开群众大会达28次之多。辽东省则在抽查中发现，在1952年第三季度内，省属11个单位、20个县市和5个区镇就自行颁发了316种调查统计表格，“很多互相重复、毫无意义”，其中发到区村镇一级的便有145种。
为了解决“五多”问题，党中央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重点解决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坚决废止引起“五多”问题的不良制度，并对规定任务、召集会议、调人集训等具体问题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调整。党中央通过破除诱发“五多”问题的旧有制度，建立“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切实为基层党员干部减负、增效，为消解基层工作存在的形式主义探索出了宝贵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向前发展。
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形式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内外环境。一方面，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共同出现，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的产生根源，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外在表现，整治形式主义需要与整治官僚主义协同推进。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又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落后保守密切相关，错误的群众观、扭曲的政绩观、异化的权力观加深了形式主义的蔓延与扩散，增加了整治形式主义的难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整治形式主义的历史与案例，可以总结出以下五条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和刀刃向内的政治魄力，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整治包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内的党内一切不正之风和歪风邪气。
第二，加强调查研究，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因地制宜、灵活有效地开展实际工作。
第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和权力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警惕“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第四，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拓展基层治理的政策工具箱，丰富基层治理的技术和手段。
第五，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站稳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敢于打破形式主义的陈规陋习，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将形式主义的苗头和倾向及时扼杀在萌芽阶段。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助理教授）
王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