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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3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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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追凶”

科学家找到动脉粥样硬化的幕后主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2年05月30日   08 版)

    从左到右: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彭立、通讯作者哈贝尼希特、第一作者莫汉塔。5月中旬,彭立到慕尼黑大学开始为期半年的访学,三人拍下这张合影。 受访者供图

    本篇论文中呈现的动脉-大脑神经回路的传入、传出通路。 (图源论文,经作者授权使用)

    一场发生于动脉血管的变故,有时可能搅动世界风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中风倒地,没能亲见二战胜利日;丘吉尔第二次中风后,不得不辞去首相职位。

    对个体而言,这意味着生活质量下降乃至失去生命。法国哲学家萨特中风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嘴唇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楚,香烟不停地从嘴里掉出来,更别提写字、弹琴了。

    相比于世界风云和名人轶事,科学家更关注这些病人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经过200年的研究,大家仍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成因莫衷一是。

    人们早已知道,动脉粥样硬化是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而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物是一种特殊的斑块。

    4月27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刊发了德国慕尼黑大学哈贝尼希特(Andreas J. R. Habenicht)团队的一项新发现:神经系统也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产生联系。有人称之为“大脑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对话”。5月中旬,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贵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彭立到慕尼黑大学开始为期半年的访学,希望继续研究清楚这条通路上发生的故事。

    体内的“火山”

    你可以想象一根久经日晒的塑料水管,里面堆积了不少黄色水垢。水管本已脆弱不堪,而里面的水流依然强劲地冲击管壁。流体力学知识告诉我们,在狭窄处,水流的冲击力会变大。这根老化的水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断裂。

    在人体的动脉血管中,发生着类似的故事。

    当细胞外脂质颗粒、泡沫细胞和碎片沉积在动脉血管的内壁上,就会形成斑块。这时人的动脉就像沉积了水垢的水管一样,逐渐变得狭窄。比水管更糟糕的是,在斑块附着的部位,动脉血管会变硬、变脆。真是雪上加霜。

    斑块形成后,就成了这一段血管的“火山”。如果斑块愈合或比较稳定,就意味着“火山”进入了“休眠期”。如果斑块不稳定,这里就像一座活火山,保不齐何时爆发——血管破裂、血栓形成,患者口歪眼斜,半身不遂,甚至威胁生命。

    这时在血管里,斑块附近看起来像黄色的、黏糊糊的粥,因此中国人也称之为“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贯穿4000年人类历史的古老疾病,在现代社会越发活跃。如果粥样硬化影响到给心脏供血的动脉,冠状动脉疾病就发生了;如果遭殃的是给脑部供血的动脉,人就中风了。这些血管里的“水垢”,每年在全球夺走上千万人的生命。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款非常现代的疾病:食物充裕带来的普遍肥胖、诱人的高脂高糖饮食、无处不在的竞争压力……

    自从1904年,德国莱比锡的病理学家马查特(Marchand)首次提出“动脉粥样硬化”一词以来,200多年来,这种病变折磨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

    人们早就注意到,在斑块隔壁,常常会聚集起一堆“吃瓜群众”——斑块出现在动脉血管壁内膜,而在这段血管的外膜上,有大量免疫细胞聚集(术语称为“免疫细胞浸润”)。而免疫细胞聚集之处,意味着存在炎症反应。

    1999年,美国科学家吕赛尔·罗斯(Russel Ross)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文提出,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炎症性疾病。这种观点主导了此后20余年的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这些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动脉粥样硬化是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的“二人转”,但没想到,这是神经系统躲在幕后的“三方会谈”。

    “三方会谈”

    这篇题为《神经-免疫-心血管互作控制动脉粥样硬化》(“Neuroimmune cardiovascular interfaces control atherosclerosis”)的论文于今年4月底刊发于《自然》杂志。文中提出,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动脉血管外膜和大脑之间会交换神经信号,切断这一信号,会改善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

    过去谁能想到,神经系统居然会跟斑块“对话”?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中,人们对神经系统的忽视显得理所当然:这一疾病的症结在于斑块,而斑块上并无神经分布。

    在本文中,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哈贝尼希特团队提出,免疫系统通过在动脉外膜形成白细胞(免疫细胞的一种)浸润,从而对斑块作出应答。而动脉外膜又是神经系统“操控”外周组织的主要通道。

    既然这二者都通过动脉外膜发挥作用,那么它们之间会不会发生联系呢?

    大约在2009年,哈贝尼希特团队发现,在动脉外膜上存在淋巴细胞聚集现象(后称为“动脉第三级淋巴器官”,简称“ATLO”)。淋巴器官又称为免疫器官,一级淋巴器官包括胸腺、骨髓等源源不断制造淋巴细胞的器官,是免疫系统的“大后方”;二级淋巴器官包括淋巴结、咽扁桃体以及遍布全身的淋巴组织,这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前线作战部队。

    团队成员莫汉塔博士发现,在第三级淋巴器官里还存在神经轴突增生现象。神经轴突是神经元的突起,负责传导神经冲动。比如冷、热、痛、痒、酸、甜等种种感觉,就通过一个个神经元的轴突传导。至于神经轴突增生意味着什么,莫汉塔还不清楚。

    基于莫汉塔博士的发现,哈贝尼希特提出了“动脉粥样硬化-神经系统环路”的假说。

    但要验证这个想法,首先需要做大量动物实验。

    贵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彭立是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他2010年到访哈贝尼希特实验室时,还是一名博士生。闷头读了半年文献后,他和导师哈贝尼希特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彭立认为,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第三级淋巴器官可能存在神经环路支配,值得进一步用实验去证实。

    摆在彭立面前的任务是,通过给小鼠注射一种嗜神经逆向跨突触示踪病毒,寻找大脑和动脉之间的神经通路。

    这种病毒专门在神经系统繁殖,常用于追踪神经环路,但在哈贝尼希特实验室,还从没有人做过这种实验。对彭立来说,这无异于“白手起家”。学习实验方法、借用实验仪器,每一步都要自己摸索。

    十二年磨一剑

    寻找“动脉粥样硬化-神经系统环路”,是一次在无路之处找路的“奥德赛”。

    彭立是中医学专业出身,并不擅长用小鼠做实验。但他需要做的事比一般的小鼠实验更为艰难:把小鼠麻醉后解剖,露出腹主动脉,在体视显微镜下用微型注射器把示踪病毒注入小鼠的动脉外膜。

    动脉并不难找,这根鲜红色的血管正在显微镜下跳动。而动脉由内中外三层膜组成,彭立得小心翼翼地把病毒注入外膜,又不能刺破动脉。他知道,如果一不小心刺偏了,鲜红的动脉血会立刻飙出来。

    注射完成后,他还得分离出完整的大脑、脊髓,寻找病毒感染的部位,再通过感染细胞的类型来判断通路。

    哈贝尼希特仍记得彭立埋头做实验的那3年。这个不擅长英文的中国学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工作努力,善于思考,而且是个“难题终结者”。彭立每周受邀到导师办公室聊天,因为语言沟通不畅,哈贝尼希特总是通过画图来为他讲解问题。

    那3年,彭立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有时周末也不休息。小鼠的正常寿命约为两年,彭立需要用1岁半的小鼠模拟老迈的人类,而老年小鼠经常不够用,这也延长了实验周期。

    除了老年小鼠之外,彭立还需要做各种对照组实验:把病毒注射入小鼠的眼球、胃壁、脾脏、肾脏、肌肉,一并研究用高脂饲料喂养的小鼠……

    日复一日的实验中,哈贝尼希特假说的轮廓逐渐清晰。同事莫汉塔说:“如果没有彭立博士,我们发现不了大脑和动脉间的联系。”

    3年过去,彭立结束在哈贝尼希特实验室的工作,回国找了一份教职。而在德国,探索仍在继续。

    哈贝尼希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了绘制从大脑到动脉的“地图”,他们又继续做了几年实验。彭立留下的小鼠大脑和器官,也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帮助。

    比如他们又通过手术或化学药物,阻断病变动脉和大脑之间的交感神经。其后,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增加。这意味着,阻断“动脉-大脑神经环路”,就能减轻动脉粥样硬化。

    这些发现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但故事还不够完整。哈贝尼希特团队又通过基因组学研究,“揪出”了可能发挥作用的基因。

    大约4年前,哈贝尼希特联系上彭立,告诉他想把这一成果发表出来。哈贝尼希特和莫汉塔商量后一致认为,“因为彭立所做的重要工作,理应成为共同第一作者”。

    彭立记得,他们花两三年写完论文后,投到《自然》杂志,5名评审专家提出了上百个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彭立和同事们足足写了100多页回复。

    今年4月底论文最终刊发时,距离哈贝尼希特最初提出假说,已经过去了12年。

    这项研究刊发后,医学和科技媒体不吝赞美之词,认为这项基础研究将开创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的新思路。但对于从实验室研究到实际应用,研究者们依然很谨慎。莫汉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究:比如,大脑如何知道动脉血管里在发生什么?

    这可能要耗费另一个10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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