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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一大”的成功召开，意味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各个地方性组织集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由此开启了百年光辉历程。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直接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新渔阳里6号建立。此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也先后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天以后，由于主要领导人俞秀松和大批骨干去苏俄学习，团机关所在地被法国巡捕搜查，上海团组织对各地的指导和联络工作基本中断，全国各地大部分刚刚建立起来的青年团组织，都相继出现组织活动暂时停顿的现象。全国团组织“无形停顿”“没有活动”，此种僵局如何化解？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年轻的共产党不仅创建了更为年轻的青年团”，又在其成立后加强对团的整顿与恢复，由此青年团实现“新生”。
决定“整顿恢复”
青年团一度停顿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当时团内思想纷杂与组织涣散。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为了团结更广大的群众”，需要在各类社会主义组织中仅仅组织共产主义者的核心组，通过掌握青年团的中央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权，来对中国各类青年组织施加影响。上述做法带来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由于组织内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互相掣肘，思想上的不统一使得“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其二，在组织方面“中央集权还不够，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使得“团体纪律不能实行”，而青年团急迫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机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党的“一大”决定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同年8月，张太雷奉召从苏俄回到上海，被委派主持青年团的整顿恢复工作。11月，中共中央局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并“依新章从速进行”（新章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青年团的恢复整顿工作正式启动。
树立“思想旗帜”
施存统在《本团的问题》中指出，恢复青年团最大的进步就是树立起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张太雷等吸取了1920年建团时“分子复杂”的教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方青年团也以此为要求或改组或新建。例如，1922年3月，谭平山“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声明“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再如，天津青年团于1922年3月成立，团天津地委在向临时团中央的报告中言明，其组织性质为“纯粹的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成为本团成员必须“相信共产主义，并具有革命精神”。至此，青年团从中央到地方统一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以此为思想旗帜，组织集合青年队伍。
1922年年初，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出版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以便于加强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团和统一全团的思想。
严格“团体纪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即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同时“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团的临时章程还对团员的权利义务、团的组织纪律等作了严格要求。1922年1月，从日本回国的施存统被委派担任团的临时中央局兼上海团的负责人，这使得全国的青年团组织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地团组织按照要求重新进行登记，各地方青年团的组织系统愈发成熟，团内组织生活内容愈发充实、形式愈发完备。
1922年年初，青年共产国际发起远东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对青年团重塑组织机构、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纲要指出，“应当组织坚固的全国总部及各地分部，来替代旧日各自独立而须互相报告的形式组织——就是说，每省应有个大会举出一个全省委员会；各省应再举出委员来组织一个中央委员会。各地方分部须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从事“实际革命”
纲要还指出，“在团内应当时常分组研究和演讲，团员们应格外努力做科学的革命训练；在团外应当时常用激烈的议论，做口头的和文字（如小册子、定期刊物、报纸等等）的宣传”。因此，青年团一方面要从事“普遍的争自由的运动”，另一方面要教育引导群众，使青年运动群众化。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记录了青年团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详情：1922年1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第一次开展公开行动，纪念卡尔·李扑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难一周年；同年3-4月，全国掀起了反基督教青年运动，青年团力图揭露基督教青年会的亲帝国主义实质，《先驱》也在这次运动中成为非基督教青年联盟战斗的机关报。
虽然此时的青年团没能完全摆脱“学院主义”，但已经有了在工人、农民中开展革命活动的初步意识和实践，如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追悼烈士黄爱和庞人铨等活动。1923年，《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如此评价，“中国的青年团已成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并指导青年团要努力参加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占得指导的地位”，而非“坐而论道”或“空谈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恢复和建立团组织的地方达17处，团员总数达5000人，“建立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全国统一、集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结束了”，也直接“新生”了一个跟随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征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作者任园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赵文系上海市团校教授，上海市青运史研究会秘书长）
任园 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