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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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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高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2年10月12日   05 版)

    松树上一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深山里几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2003年9月11日,大兴安岭林区,秋季采摘松塔的人们在森林搭起塑料帐篷。视觉中国供图

    20米以上,才有生活。体重几百克的松鼠可以在高处轻盈捕食,但当一个体重60公斤左右的男人爬上松鼠才会活跃的树顶时,会感觉树枝很细,也软,人跟着树枝左右摇摆,幅度达到3米左右。风大时,有人从树上下来,会像晕车一样呕吐,一个小时才缓过来。

    在东北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有一群打松塔的男人。他们年龄多在35-55岁之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中,有自谋出路的下岗林场职工,有想增加收入的农民。有人靠不断打工积累的财富,承包了红松林,有人仍然在给别人的红松林打工。

    他们从十几岁时跟着父辈学会了打松塔的技艺,而父亲则是从爷爷那学来的。松塔生长在红松树最顶端,绿色,形似菠萝,剥开之后,琥珀色的松油冒出来,“刺激性强”但有股清香,褐色的松子簌簌掉落。

    他们会踩着“很暄(指蓬松)”的松林土,绑上特制的上树工具脚扎子,戴着橡胶手套,搂住树干向上攀爬。把近十斤重、几米长的伸缩钩子钩在背后的裤腰上,爬到十几至几十米高的红松树顶,踩着几根较粗的树杈,伸手用钩子挨个打掉松塔,有时甚至能一下把附近几棵树上的松塔也采摘干净。然后,他们会背上比自己头还高的、100多斤重的松塔,换回雇主每天500-1000元现金报酬。有人住在山里临时搭建的塑料棚,直到枫叶变红,松塔被打干净,就又回到矿井、木耳种植场、工厂的流水线上,用常规的方式谋生。这是一年中赚钱最快的一个月,“一年就指着这个月赚钱呢。”有工人说。

    千里之外的松子消费者,甚至是几百公里外、打塔工人住在市区里的孩子,并不能真切感受到,打松塔这项工作是多么危险和艰难。

    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15米-30米高处的作业,属“三级”,30米以上,就属“特级”。但对打松塔的人,15-30米的爬升是常态,破40米的纪录也不新鲜。城市施工所用的安全网、安全带、脚手架派不上用场,树形态各异,较大的机械也很难在密集的林子里施展开来。

    有人设计了安全绳,一头绑在腰上,一头拴在树干,但因为速度太慢,灵活性太低,用的人不多;有人发明了松塔采摘机,剧烈摇晃红松,让松塔自然掉落,但这远远没有人工采摘得彻底,且被怀疑损伤树根;近几年,有人想到乘热气球打松塔,但只有资本雄厚的承包者才愿意负担前期十几万元的成本,更别说在红松零散分布的天然林,氢气球很难使用,而且,几乎每年都有热气球操作不当、不慎飘走的事情发生。

    人工培育的红松林较为低矮,方便采摘,但约需25-30年才能开始结果。据《中国绿色时报》2020年刊文,我国约有3000万公顷天然红松林,占世界天然红松林总面积的60%,集中分布在东北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地区。

    最终,在这样一个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打塔人只能和大自然短兵相接。

    树木粗细不一,细的胸径约20公分,最粗的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爬粗树,手部难以着力,需要“底气”才敢上。细的树好爬,但爬上后树尖容易折,也危险。有人在树顶随着被压折的树枝一起掉下来,被戏称为“降落伞”。有的树分叉多,容易攀爬,有的光秃秃,爬到一半,找不到抓手,上不去也下不来。脚扎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爬树工具,几根布条绑在脚上,一个尖头扎进树里。脚扎子要比坚硬的树皮更硬,才能扎进去,像爬梯子一样直立着往上走。

    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肌肉拉伤、划破皮肉、硌到树根上导致喘气都疼,是微不足道的几种伤痛。有时是踩到了不结实的树杈,有时是坐在树杈抽烟想休息一会、被一阵大风吹下来,有时是脚扎子打滑。同行瘫痪或死亡的传言刺痛着打塔人神经。

    一天劳动结束,打塔人的胳膊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松树油粘在树干上、手套上、衣服上,蹭到灰尘,变成黑色的斑点,很难洗掉,小兴安岭正岔河林场一位职工每年松塔季只穿一身衣服,打完松塔直接扔掉。“不洗,洗啥?洗不出来。”

    在清朝,松子是御用贡品,采集松子的工作由打牲丁执行,他们地位低下,不得迁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义务就是为皇室采捕贡品。

    几百年后,何金春喜欢打松塔,却是因为“自由”的感觉。他今年39岁,在北京做过保安,在杭州做过快递分拣员,工资都只有3000多元,最后他还是回了老家吉林,主业养殖木耳。他还做过8年的矿工。那时他要在几百米下的地下工作。矿井下潮湿,温度常年恒定在14-18摄氏度。排班时间不规律,有时深夜出井。冬天,在井下出汗加上潮湿,衣服上水分高,一出井就是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大雪天,浑身衣服被冻得“梆硬”。

    比起他在矿井下的工作,打松塔不算重体力活,不用按时上下班。而且,何金春从小在山里长大,他觉得在山里就像回到了家,“山神爷第一我第二”。有一次,何金春在树下,听到“啪”一声,掉下来一个松塔,他捡走,过了一会儿,发现一只松鼠跳了下来,原来那是松鼠打下来的。松鼠绕着树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又上树去打。又掉下来一个,何金春又捡走了,他和松鼠对视,看着松鼠在树顶生气得直拍树干。

    “会这个东西了之后,年年到这个季节了不干,我感觉心里不得劲。”“就像他们赌博似的,那玩意有瘾。”他尤其喜欢人多的时候,别人上不去的树,他能上去,虽然挣的钱都平分,但“我感觉自己特别骄傲。”在矿上工作8年,每到秋天,何金春会请假来打松塔。

    今年9月4日,一直在各处打零工的胡永旭来到吉林,乘坐氢气球打松塔,但氢气球不慎飘走,他飘了300多公里后在气球终于下降,靠近树林时跳树生还。如今,紫色的瘀血蔓延至他的腰部。他在自己朋友圈简介里写道,“看是(似)自由自在,其实身不由己。”

    袁兴国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人,出生于1986年,十二三岁时就跟着父母上山打松塔。在林区,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时无人知晓,打松塔必须两人结伴。父亲打松塔,母亲在树下捡,常让他在几百米远处守着自行车。他偷着爬一些结松塔少的小树,把自己采来的松塔偷偷放进麻袋。慢慢,父母就默许了。

    20年过去,袁兴国看着家里运松塔的工具,从老式自行车,到摩托车,到摩托车拉小推车,再到现在的汽车。袁兴国的父亲60岁了,今年松塔收获得少,不好招工人,袁兴国带着父亲上山打塔。父子俩的身份互换,曾经身手矫健的父亲,现在速度只是他的一半。袁兴国36岁了,几乎是打松塔的本地人里最年轻的了。何金春和工友干活的时候,总在唠“80后会不会是最后一代打塔人”了。林区里几乎见不到15-22岁之间的人,他们就算去市里端盘子,也不愿意来“跑山”。但同时,袁兴国、何金春都不再把爬树的本领教给孩子。“太危险了。”“百分之百不让干。”在打松塔的男人中,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孩子详细描述过打松塔的过程,不希望在外求学的孩子有心理负担。

    袁兴国曾去帮忙抬一个从30多米高树上摔下来的人,到处是血,吓得他第二天也不敢打松塔。他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常背150斤的松塔,松塔上的尖顶在背上,硌得生疼。

    袁兴国的妻儿都在市区的楼房住,袁兴国自己住在村里,打完一天的松塔,他去镇里吃点饭,回去很累倒头就睡。松塔季的前几天最难熬,爬树时胳膊、肚皮,到处都容易“抻着”,浑身酸疼,忍过去就习惯了。袁兴国觉得自己有东北人那种“穷大方”的性格,“你别管我有钱没钱,我肯定让身边人指定好过。”

    生活在位于小兴安岭林区腹地的伊春市,一个跑山人曾熟背那篇小学3年级的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530字的短文里,“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栎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很多年过去,不是春天积雪融化成的小溪、夏天树下千万缕利剑一样的金光,也不是侧头照镜的小鹿、舔脚掌的黑熊,而是文中“小兴安岭的秋”,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 ”

    8月底到10月中旬,当小兴安岭由绿开始转向红、黄、绿三色,果实进入采摘季,打松塔的人就进山了。他们一波一波,在目之所及范围内选棵最粗的树,绑上红布,杀猪宰鸡,放一挂鞭炮,冲这棵树磕几个头,希望山神保佑他们平安过松塔季。

    十几岁时,何金春“火力大”,爬树有种兴奋感,他那时候常常“串树”,从一棵树上跨到另一棵,这样就不用重新再爬了。一次母亲在树下看着他这么做,没说他,等他下来后揍了他一顿。

    最危险的一次,何金春踩在树顶一个矿泉水瓶粗的树枝上,一只手抓着一段拇指粗的树杈,另一只手试图打掉旁边树上的松塔。为了靠近那棵树,他把脚往前挪了40厘米,就这一挪,把脚下树枝踩断了。他手抓着那根细树枝,悬空了两秒钟,这时离地约30米。

    袁兴国4岁时,爷爷家举家搬迁到这里,是因为这里靠山、资源多。袁兴国经历了最后的捕猎时代,玩过猎枪。禁猎之前,冬天是打猎的季节,他们打过黑熊、野猪、狍子、野兔,取皮毛来卖。但日子还是过得很穷,有肉,但没有调味料。

    很难说清人在森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有人以野猪为界划分强弱,“野猪及以下”的动物都不用怕。这里,野猪会成群结队地出现,松鼠在树上、上山途中和人相遇。松鼠在红松树上筑巢,有人伸手摸摸,第二天就会发现巢空了——松鼠嗅到人类的味道,将小松鼠转移。“黑瞎子”(黑熊)和“大猫”(老虎)的脚印最让人脊背发凉,一旦和带着崽子的黑熊相遇,就要“有多快跑多快”。袁兴国遇见过黑熊,距离他几十米远,没带崽子,他不敢动,黑熊没把他当回事,走开了。

    如今,经历了禁猎和禁止采伐,红松子成了森林留给他最后的财富。他承包红松林也有15年了。去年遇上“大收”,他承包的林子赚了20多万元,给父母盖了羊圈,买了20多只羊,把家里住起来很冷的泥房子翻新。

    袁兴国所在的村子鼎盛时期有400多户人家,现在只有50多户了。他的孩子在林区上了1年学前班,起初有七八个人,下半年就剩两三个了。现在,孩子在距离村子300多公里的双鸭山市上小学,“基本就不回来”。何金春的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都是从小就在市区上学,假期也不愿意回林场。

    袁兴国对自己承包这片林子里所有红松树都很熟悉。第一年松塔季,他的脚扎子扎进树皮留下窟窿眼,第二年秋天再来时,窟窿眼长上了,留下一个“新鲜”的浅色印记。第三年再来,变成黑色了。

    这应该是袁兴国的父亲最后一年来打松塔了。在松林里,人抬头只能看到层层松针,判断不清这棵树结的松塔多不多。有时袁兴国费尽周折爬上去,才发现没结多少。但父亲总比他判断得准。

    “只要上面塔子多,没有我上不去的树。”一次,袁兴国遇见一棵没有树杈、不好爬的树,他爬到旁边树上,用钩杆勾住那棵难爬的树,成功溜过去打塔子。但突然,钩子掉了,他回也回不去,下也下不来。袁兴国在树杈上呼喊远处的父亲,父亲耳背,袁兴国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2年10月12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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