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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中国的生物医药能否打造世界级的“First-in-Class”？到底该如何正确地实现科技创新？又该怎样合理地完成市场转化？近日，在第三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医疗健康产业峰会圆桌对话环节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围绕“细胞与基因领域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这一核心主题，与来自健康领域的学者、嘉宾、校友们展开了深度探讨。
“我个人认为关键还是在于，让科创回归科创，让市场回归市场，一切都应该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张文宏说。
他指出，过分强调“科技转化”，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科研的生命力。他说，创新转化为什么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又很慢？这其中涉及“Me-too”和“First-in-Class”的区别。如果仅仅只是做“Me-too、Me-better”的东西，那自然会非常快，毕竟对他人的模仿从来都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想要率先发出一种美妙无比、独一无二的“声音”，成为世界范围的“First-in-Class”，那必然要经历漫长的摸索过程，面对无尽的未知挑战。
他以20世纪50年代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为例说，当时人们不过是觉得这揭示了生命的结构而已，没有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更无法预料到未来是否会成长为一个全新的产业。
他认为，这也恰恰反衬出了今天我们的科技创新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科技创新转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科研行为本身。
“在中国的科技创新领域，有很多科学家如果只是纯粹做科研，往往会变得穷困潦倒，这就迫使他们在每发现一个新事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立刻开展进一步研究，而是赶紧成立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市场转化、企业经营等自己并不擅长的琐事之中。”张文宏说，有些科学家可能会对自己的一点新发现而沾沾自喜，积极进军产业界，以期快速变现暴富，但殊不知科技创新最终何时能够成熟转化，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如果所有人都只是盯着产业转化的一亩三分地来做科研创新，而不是凭借自身对于某个感兴趣领域的终身热爱，那么这种科技创新很难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张文宏说，虽然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讲究KPI，但是对于最顶尖的科学家来讲，原始创新恰恰不应该有KPI。
“爱因斯坦在20来岁的时候成功解释光电效应，并创立了狭义相对论，但是他的后半生却钻进了牛角尖，沉迷于自己的统一场理论中不再有伟大的发现。但普林斯顿不会因为他没有新的产出而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全球更不会这样认为，也不会这样要求他。”张文宏说，创新跟转化是两码事，“一个科学家如果老是想着把创新转化为技术，那肯定算不上真正顶尖的科学家。”
他介绍，自己每每跟学术带头人们沟通交流的时候，总是积极鼓励他们在国家资金支持之下，大胆朝着社会公认有意义的方向持续深入研究下去，寻找更多的创新发现，“我不会刻意为他们设置各种KPI或者条条框框。”
张文宏说，自己始终相信，只要科研环境足够纯粹、资金投入力度足够充裕，科学家们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思路，“甚至吸引到海外优秀的科学家也积极加入并投身其中，逐步将创新发现推向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