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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家大剧院一场“琵琶之夜”音乐会在线播出。从传统名曲《十面埋伏》《天山之春》，到融合云南山歌与爵士元素的《绽放》，还有中央民族乐团与琵琶演奏家们共同完成的协奏曲《云想花想》《天鹅》……嘈嘈切切，大珠小珠，让我想起，我竟也是学过琵琶的。
我的学琴生涯始于小学一年级，终于小学六年级，每天一小时，考到了七级。也就是《彝族舞曲》刚熟练、《十面埋伏》刚学会，我就毕业了，直到今日，也没再学会一首新曲。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县城，小孩子学乐器并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和便利，对工薪家庭的孩子来说，还意味着一笔额外支出。很幸运，那位小学校长决定搞“素质教育”，在我进校那年，从零开始组建一支民乐队，从一年级新生里双向选择队员。6岁前的我从未见过琵琶，但本着凡事凑个热闹的精神，我举了个手，又稀里糊涂地通过了音准和节奏的测试，由此踏上民乐之路。
学校专门从杭州城里请来不同门类的器乐老师，每个周末教新课；平常日子自己练，早自习时，别人读书我弹琵琶；每周三下午是活动课，别人玩耍我弹琵琶；每天放学回家，再弹一小时，终于，从“噼噼啪啪”弹到渐有情。
一两年后，几十个操着琵琶、二胡、阮、扬琴、柳琴、古筝、笛子、唢呐等各色乐器的孩子，在当地文化馆一位老师的指挥下，竟然能合奏《喜洋洋》《丰收锣鼓》等曲目了。从此，我们就踏上了到处演出和比赛的征途，所到之处可谓所向披靡——毕竟当时流行的是铜管乐队，拥有民乐队的小学屈指可数。
是啊，即便是现在，拉二胡和吹唢呐，还背负着“不把你叫醒就把你送走”的调侃，和弹钢琴和拉小提琴的优雅，似乎不可相提并论。东西方乐器之争，校园电影《闪光少女》中也有一场精彩的“斗琴”来表现。
相比之下，琵琶已属幸运。在唐朝，唐玄宗亲自下场为琵琶“代言”，王维凭借一首自己作曲的《郁轮袍》，将玉真公主和科举状元一并收入囊中。琵琶不仅是高台楼阁的旖旎消遣，还是边关沙场的霹雳弦惊，且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一切都证明，琵琶曾经是无所不在的顶流。只不过当更多的娱乐方式兴起，荒烟蔓草的年头，周杰伦也只能叹一句“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这些年来，方锦龙等艺术家对琵琶的普及，一场场中国节日的“奇妙游”对民乐的重新演绎，让琵琶，或者说民乐，对年轻人有了新的触达。B站上搜“琵琶”，播放量最高的共青团中央账号发布的《兰陵王入阵曲》，播放量近1940万。
开始吸引年轻人目光的琵琶，不全是原来的模样，它与传统服饰、二次元、综艺等潮流文化密切相关。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载体，在它兴起的时代必然是最前沿、最流行的存在，而若想要在今天继续传承，自然也应该、且必须与最潮的文化交流，或者，干脆成为那个“弄潮儿”。
中学6年和大学6年，整整12年，就和大部分孩子小时候学过的“兴趣班”一样，我没怎么摸过琵琶。直到工作后第一个月，我决定花一个月工资，买一把新琴——小时候用过的那把，从南方带来北国，在第一个冬天的暖气中，木质琴体就“贯穿裂”而卒。
为什么要重拾？因为在离开学校之后，我突然明白了琵琶的另一些价值。
那所小学的民乐队存在了6年，一群孩子从6岁一起长到12岁，完成了关于团结与合作、友谊与竞争、审美与艺术的启蒙；懂得了起承转合、曲终奏雅、一唱三叹的最初意义；而我也身体力行地理解了什么是转轴拨弦三两声、四弦一声如裂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有时候边界是模糊的，诗书音画，就总能找到共同载体，如“通感”一般。对中国人来说，音乐也从来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乐经”。今年9月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上演的《古籍里的古曲》系列音乐会，就再现了能听到的历史。
除了文化价值，对于当下大城市里一个年轻个体来说，乐器是情感宣泄和自娱自乐的好方式。音乐本就传情，这音乐如果还是你自己弹出来的，岂不叠了双重buff。18年的学校教育，教会了我关于这个世界的很多知识，但忘了教如何自我取悦——这在我们面临外界环境的极大不确定性的时候，恰恰是一种很重要的技能。
于是，我种葱，我做饭，我还弹琵琶，在不确定中寻找自己内心的下锚之处。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