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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一生就像大运河的水，漂泊而奔流不息。他的命运也与大运河紧紧相依，十余次往来于大运河，他将欢乐留在了这里，也曾将泪水洒在运河之上。苏东坡一生中曾在三座运河城市做过地方官，江苏的徐州、扬州和浙江的杭州。在近日于杭州举办的第十四届文化中国讲坛上，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砺锋将目光聚焦于杭州，讲述了一代名士苏东坡与这座大运河南端城市的不解之缘。
山水人情解惆怅
苏东坡在36岁那年被排挤出朝廷，贬至杭州做通判。早年立下的报国之志难以实现，在政治上希望有一番作为的梦想已然破灭，苏东坡的心情十分沉重。在路过江苏镇江登上金山寺之时，他曾作《游金山寺》，诗云：“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其归隐之心由此可见。
治愈这份惆怅的是杭州的湖光山色。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此让苏东坡变成了杭州有史以来最合格的“代言人”。除了杭州的美景，这里的人也令苏东坡产生了亲切之感。在杭州苏轼结识了晁补之，他发现这位仅有20岁的青年，才华出众，于是便收他为门生，教他写作。后来晁补之名登“苏门四学士”之列，成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
苏东坡在杭州还认识了一位来自钱塘的美丽姑娘，她便是王朝云。王朝云是苏东坡在杭州做通判即将离任时，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买下的一个12岁的丫鬟。苏东坡与他的夫人都十分喜欢这个聪明貌美的小姑娘，几年后待到苏东坡被贬至黄州后，18岁的王朝云嫁给了苏东坡，成为他的侍妾。虽为侍妾，但王朝云却是苏东坡真正的闺中知己。相传苏东坡在汴京做官之时，有一天他饱食后问家中侍妾：“我腹大如此，里面藏的都是什么？”一名侍妾说都是学问，还有一名侍妾说都是见识。苏东坡摇头都说不对，只有王朝云说，学士“满肚皮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就是与世俗格格不入，与朝廷中不正常的政治生态格格不入。如此见解可谓对苏东坡的深刻理解。
苏东坡在59岁时被贬到惠州，当时政治形势险恶，从此难以出头。苏轼担心侍妾会跟着自己受苦，于是给了她们一些钱财，将其遣散，各自谋生。32岁的王朝云坚决不肯，执意跟随苏轼南下。两年后，王朝云因水土不服在惠州去世，她最终被葬在惠州西湖旁，苏东坡为她亲撰墓志铭，以纪念这位在杭州结下的闺中知己。
为官两任，造福一方
苏东坡来到杭州，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做地方长官的。他第一次被派到杭州做通判，第二次则是做知州，前后两任的任期都接近三年（北宋时规定地方官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苏东坡作为名士、文人，来到杭州却并没有每日游山玩水、写诗填词，而是勤于政务，是一位不折不扣、兢兢业业的好官。
苏东坡在杭州做通判时，当地经常发生灾荒，灾荒发生后便需要地方长官下乡赈灾。有一年的除夕之夜，苏东坡正在常州城（当时的杭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江苏常州）外赈灾，为了不打扰城里的官民，他便独自在城外运河上的船中过年，并写下了“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的名句。
在莫砺锋看来，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时最大的功绩，便是利用自己诗人的身份和写作的才华来表达政见，传达民情民意。“比如‘乌台诗案’，苏东坡之所以在湖州被捕，最主要的罪证就是他写诗反映民情。他写了很多诗词，如实反映了新法推行之后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对百姓正常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作品在‘乌台诗案’中被看作是一条条罪证。如实向朝廷反映地方的民生疾苦，他这种忧国忧民的行为，是对国家和人民怀有高度责任感的体现。”
苏东坡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时已经54岁了。他一上任便回到了美丽的西湖旁，然而他惊讶地发现西湖“萎缩”了，湖水的面积似乎变小了。苏轼向当地的百姓打听缘由后得知，西湖水浅，加之杭州气候温暖，沿湖的地方易滋生水草，水草茂密导致草根堆积淤泥，水草与淤泥搅在一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大面积的“葑”。
苏东坡听闻后十分着急，上任不久便立刻动工疏浚西湖。疏浚的具体办法是割水草、挖淤泥。然而清理出来的水草和淤泥在岸边堆积如山，如此多的废物又该放在哪里？苏东坡又心生一计，决定变废为宝，将水草和淤泥搅拌在一起，作为建筑材料，在西湖上修筑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长堤。西湖疏浚完毕，长堤也随之完工。在这条堤上还留有六座桥，桥下有孔，让湖水得以自由流动。从此西湖便增加了一景，也增加了一条交通的便道。苏东坡离任后，当地的百姓便把这条长堤称为“苏公堤”，也就是如今的“苏堤”。
在离任之前，苏东坡并未安心，他心想，如果日后水草再次滋生又该如何？于是善于群力群策的他向当地人请教，并得知杭州当地人民喜欢种植菱角，而农民在种植菱角之前会先进行除草，如此菱角才能长得好。因此有人向苏东坡建议将西湖沿岸的水面出租给当地的农民种菱角，如此杂草便长不起来，而菱角的叶片都是躺在水面上的，其细细的茎也不会积累淤泥。苏东坡听后深以为然，便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西湖的水面上划定了范围，出租给当地百姓种植菱角，从此解决了西湖水草滋生的难题。
“苏东坡不仅为杭州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也通过实际的工程整治了西湖，使杭州的这一湖清水一直保留到今天，这是有恩惠于地方的长期工程，是他对杭州人民最大的贡献，因此苏东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官。而除了这些行政上的措施外，苏东坡也与杭州的老百姓相处得非常亲密，他与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感情，是生生世世永不消亡的。我觉得，这便是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的典范体现。”莫砺锋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