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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党的二十大召开。阅读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你会了解这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在关注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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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我拨通了“大眼睛”苏明娟的电话，约她做一次采访。
2000多名中共二十大代表中，她的面孔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中国青年报社的走廊里，那张1991年拍摄于安徽省金寨县的希望工程“大眼睛”照片，与很多经典作品一起，组成了一条时光走廊。
曾经面临失学风险的“大眼睛”长大了。她读了大学，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发起了一项助学基金，4年间筹集了大约490万元，参与建设了5所希望小学，最远的在西藏，就叫“大眼睛希望小学”，她专门去看过那里的孩子。她对我说，自己做得特别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去”。
中青报这一次有关苏明娟的二十大报道，在不同社交网站上了热搜，“希望工程大眼睛当了二十大代表”微博话题阅读量是1.6亿次。大量的媒体随后发布了“大眼睛”今夕对比照。
人们在感慨什么？显然有时间的力量。
每个记者都会好奇这种问题：那些因为种种因素进入过我们视野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时间总会给出答案。
万人大礼堂里，找人并不容易。二十大上，我的同事李隽辉，借助长焦镜头，从人群里找到了“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确切地说，最先认出的是祁发宝头上的那条伤疤。伤疤是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的产物，对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来说，它也是一条界线，标记“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界线。
我们还见到了十几年前“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主人公刘秀祥，如今是贵州的一位中学副校长。这些年，他骑坏了很多辆摩托车，把辍学的孩子劝回教室，他相信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二十大闭幕那天，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里对记者们说：“希望大家忘掉过去那个背母上大学的我，我现在只是一名大山深处的普通教师。”
没有人会真的忘掉那个背母上大学的身影，特别是那些曾经被激励过的人。中青报报史长廊里，就定格了一位类似的新闻人物李勇，他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电影《背起爸爸上学》。多年以前，我和同学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哭得稀里哗啦。今天，时间已经把所有的情节都从我脑海里抹掉了，但那种力量还在。
出于职业习惯，我会好奇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苏明娟当年在教室里被拍到时，穿的那件衣服去哪儿了。其实，报纸上发表“大眼睛”照片时，她一点也不知情。她读四年级时，有位叫李万的军校学员写信到学校，想确认报纸上的“大眼睛”是谁，希望提供资助。苏明娟没有认出照片里的自己，但感到照片上的衣服“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把信和报纸都带回了家。她妈妈从衣柜里翻出了那件衣服。
李万如约资助她到小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很多孩子，特别是女孩，会因为几十元的学杂费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回想起来，我身边也有过那样的孩子。
苏明娟说，她仍然保存着那件格子外套。她很少用自己的童年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她们没办法想象。30多年的时间，让那件外套老化了、脆弱了，但是，与贫困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对贫困的记忆会牢牢地附在那件外套上面。
其实，这种记忆离我们并不太远。国家在2021年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它并不容易，要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100年间实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二十大开幕前，我把100年里每一次党代会的报告都尽量找来读了一遍，试着去了解这100年来的党代会都在关注什么问题。一百年前，陈独秀、杨明斋等12位中共二大代表，代表195名全体党员，在大会宣言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们显然已经讨论过财富分配问题，提到了“规定累进率所得税”“改良工人待遇”，以及“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这与“大眼睛”的上学之路是遥相呼应的。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画风”。从那些文件里，可以知道“小康”这个目标是什么时候写进去的，“现代化”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看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当然，那些变化的后面，看得到时间的力量。在这漫长时间里，许多观念、许多计划都在改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长期以来，中共党代会都是“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会议。正如一位意大利籍学者所说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在仔细观察中国。
二十大闭幕后，最后一批走过“党代表通道”的代表，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互相击掌庆祝。他们将手按在一起，齐喊了三声“加油”。这些人里有快递员、采油工、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也有中学教师。对他们来说，大会闭幕了，更多的需要去“加油”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在2022年和2023年交接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想起了这个小小的、没有被镜头注意到的“加油时刻”。
张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