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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下从深圳驶出的列车，被迎面而来的清新空气吹拂时，我知道，老家已经在脚下了。周围拥挤的人流迫不及待地向出口挪动，春节返乡的兴奋感不断升腾。然而，对我而言，跟着父母“回家过年”，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生活节律中，最不能更改的事大概就是“回家过年”。漂泊在外的人们，在岁末年关回到家乡，与阔别已久的亲戚过一个团圆节，不仅是一种传统风俗，也是许多人长期在外打拼的“盼头”和“念想”。家乡是游子汲取力量的土壤、望眼欲穿的港湾，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主题。但是，对我这一代的许多年轻人而言，从小便少有交集的“老家”，更像一团陌生的幻影。父母眼中无比浪漫的乡愁，在我们眼里是“回家过年”的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哲学家芭芭拉·卡森在《乡愁》中的自白，或许能为我们揭开答案的一角：“我不在这里出生，儿时和年轻时也不在这里成长。我不是科西嘉人，我生在巴黎，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生下我的孩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转型，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颠覆了传统的家乡概念。我们的父母从小生长在自己的故乡，熟悉一草一木与每一条巷陌，有许多或近或远的熟人，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里。而与上一辈不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在漂泊中成长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从小在深圳长大，在广州读了大学，研究生留学3年后，又曾在北京与上海工作。我对家乡的记忆，几乎只有每年春节的匆匆一瞥，很难对它建立多少归属感。无数与我相仿的人，都在大城市里成长，却又时刻被提醒：自己并非“本地人”，而是来自某个陌生的地区。更准确地说，“家乡”只是父母一辈的家乡。正如俄裔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说：“一个人怎么能怀念从来没有居住过的房屋？”人们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该在哪片土壤扎根，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在人口频繁流动的今天，家乡这个概念在许多人心中变得模糊，也就不足为怪了。
乡愁意味着对熟悉过往的怀念，时代的发展难免会损坏这些记忆。与中国文化对乡愁的热爱不同，“乡愁”（nostalgia）一词在欧洲被创造出来时，是被看成一种心理疾病的。有趣的是，当欧洲各国频频报道“思乡病”的流行时，许多美国医生骄傲地宣称，美国不存在乡愁，因为“这是个快速变化的国家”。或许正是因为它变化太快，人们才难以扎根于此，没有家乡，自然就没有了乡愁。
我曾将深圳看成自己的故乡，因为自己在这里长大，许多亲朋好友也居住于此。但很快我意识到，深圳这样一座大都市很难成为任何人的故乡。它的变化太快了，每次归家，它都变得十分陌生。那些熟悉的、狭窄的城中村被推倒，那些儿时熟稔的街道被重建，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购物中心、整洁的公园、高耸的写字楼。其变化速度之快，让我每一次回来都要自问：“我是回家了吗？”在这种节奏下，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与记忆只会被不断拆解重构，那些被拆解的熟悉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家乡之所以为家乡的理由。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注定要在不同城市漂泊，家乡也注定在发展中变得陌生，“无根”可能是很多当代青年的感受。但这真是一件坏事吗？倒也未必。哲学家康德认为，抱有乡愁之人终究会失望，因为他们想回到的不是他们长大的家乡，而是青春本身。
想象中的家乡不可能再现，当我们选择不再扎根在被父母指定好的土壤，转而奔赴不同的土地冒险，就是认清了这一事实，并且鼓起勇气去寻找令自己更有归属感的他乡。有人说“吾心安处是吾乡”，而我而我更偏爱芭芭拉·卡森的判断——当自己、自己的亲人以及自己的语言受到欢迎的时候，你就在家乡了。
罗广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