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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5岁的小侄子对着手机视频喊：“二大爷快回来吧，我快忘了你长啥样了。”我正在抢车票，盯着手机上还在努力“转圈”的抢票软件，忽有“儿童相见不相识”之感。我从好友那里借来一辆小汽车，把大包小包塞进后备箱和后座，踏上了归乡之路。
我已经有3个春节没在老家过了。新冠疫情这3年，我在北京、武汉、石家庄、上海等地来回奔波，做了一些报道。疫情期间的路多是安静的，每当车窗外夜幕长悬、四下寂然，把陌生的地方刷成同样的墨色，恍惚间我像是回到故乡的原野、故乡的路。
我的故乡位于华北平原，是一座普通的小县城，普通得像一块砖，打眼望去，一块块都是一样的黄土地颜色。
我在小时候常想，为什么我的家乡没有高山、江河、森林、草原？我可以攀援历险、乘帆远航、曲径探幽、纵马驰骋，但这里有的只是平平无奇的黄土地。直到工作8年后，走的路越来越多，离家越来越远，穿过许多山川林野，看过无数瑰奇风景，每次梦回的依然是那片黄土地和乡路上的记忆，或许它不十分美好，却是温热的、唯一的存在。
小学四年级，我第一次出远门——到3公里外的民办小学寄宿。1个月后回家，我家的半个院子不见了，枣树只剩下碗大个疤，大黄狗对着断墙外的路人狂吠。路边的大人们在商讨如何推倒一栋新建的瓦房。这里要修一条横穿全镇的乡级公路。我的小伙伴推着他的那辆没有车座的“大二八”自行车，在尚未平整的土路上找了一圈后说：“我家呢？”
城镇化阔步前进，故乡时时在变。游子们见过花花世界，并不希望故乡永远停留于那个炊烟袅袅、田园阡陌的梦里。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故乡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一条又一条公路修通，老旧的国道为躲避晒场的人群，挪到乡镇边缘，乡镇又追着新国道在路边生长。平房像被施了“金坷垃”化肥，有的长出两层楼，还拔出许多栋高层。“南水北调”进京的水顺带填满了小县城干涸多年的老河沟……直到疫情这3年，时间打了一个响指，一切暂停。
疫情给人们定下避无可避的主题——防疫。在与家人的电话或视频问候中，我们讨论的话题，从春播秋收、四季雨雪变成询问“封没封”或“阳没阳”。
人们爱在回忆里寻求参考。故乡实在太普通，本地人常常自嘲“又穷又小”，连病毒界和自然界的异常竟然也很少光顾。“非典”那次留下的记忆只剩板蓝根和煮醋。往前一直溯到20世纪60年代，故乡似乎来过一次洪水，也只是到了膝盖位置，乡亲们谈着谈着就剩下“洪水带来很多鱼，大家都摸了很多鱼”，便哈哈大笑起来。
但在父辈的故事里，故乡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都很苦，祖父辈童年讨饭的经历、逃荒的经历，时常不经意地出现在聊天中。人们摸着一条条乡路背井离乡，在捱过断粮的冬天后，又在春耕前沿着乡路回家。
故乡的人们敬畏生死，人们更愿意谈论“为什么症状比大城市要轻”。有人说，因为这里的房屋密度低，多是独门独院、易守难攻。有人说，这里没有机场，没有火车站，连一个正经的长途客运站都没有，吓人的“国外毒株”怎么过得来？人们还常常说起某个村里转危为安的老人：“白肺”了，从医院拉回来又能全村遛弯儿了，“70多岁，一顿饭能吃半只烧鸡！”
疫情3年，家乡像一个有傻福的傻小子，在谨小慎微中躲过一波又一波疫情。直到这个兔年春节前，结结实实挨了第一波，又遭遇节外生枝的天然气停气风波。我不熟悉土地上的他们，但是他们都是我的乡亲。在黄土里扒拉了一辈子的人，最终又归于黄土。诗人喜欢把人比作树，“树永远也离不开土地，即便成为一片木舟”。
耿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