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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李引秀比我大5岁，有两个孩子，是我采访的家政服务员“礼贤妹”。接触两天，我已把她当成了朋友。
她是今年春节后第二批“点对点”返京的“礼贤妹”中最年轻的一个。甘肃礼县四面环山，从县城去她家的路正在修高速，一路颠簸得厉害。到了村上，她和丈夫牵着孩子小跑着下坡，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了。
李引秀20岁左右去北京做家政时遇上“贵人”客户，教她练字、看新闻、开眼界，向外人介绍她为“外孙女”，甚至愿意帮她在北京的公司里找一份工作，这或许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那时她选择回家结婚，直到孩子稍大些，才重新外出做家政。
抵达礼县的第二天赶上元宵节，那晚，县城的人都挤在西汉水畔看烟花表演，是街头巷尾的第一话题。再次遇到李引秀，是在返京的大巴车上。她说，看烟花的人群中也有她和孩子。那天，她去县城，带孩子们买新衣服，吃肯德基，度过了一个难舍难分的失眠夜晚。
当地给外出务工的妇女如此高的礼遇是我未曾想到的。正月十六，专车大巴、锣鼓欢送、集体宣读承诺书，仪式感十足。丈夫和孩子追随到大巴车门口，隔窗望着车里的妻子、母亲，直到车辆开动。
我没有请家政服务员的经历，也很难想象，迢迢千里，置身另一个屋檐下的家庭琐事中，她们该有多么拘谨，会咽下多少委屈。
我和她们同乘一辆大巴返京，要走上一天一夜。在即将驶离礼县的一个路口，司机停下车，大家纷纷下车买凉皮、麻花和大饼，似乎是惯例。后座的女孩告诉我，凉皮里的辣子只有当地才有，出了礼县，就吃不到这样的味道了。在北京，她们也会约着同乡人休息日一起吃凉皮。
李引秀看到我，主动带我去买凉皮，给了我一个她家种的苹果。每到一处服务区，她就会关心地多问我几句。
我也会想，这种关心是否因为我是记者。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否定了。我们一起下车吃晚饭，大饼加凉皮很顶，我说，有些吃不动了。她用一种教育小孩的语气脱口而出，“吃完，不许浪费！”话音刚落，我俩四目相对，笑了起来。多年和孩子打交道的经历，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
大巴上的赵阿姨拿出她做的核桃饼让我尝尝。10多年前，她也来北京干过家政，后来因为婆婆去世，家里做小生意，就再没外出。
“这次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赵阿姨说，儿子也在北京工作，怕打扰他，还没告诉他自己明天就到。她的儿子大学时有读研的机会，可家里供不起，就决定先工作，以后再考。
车上的家政服务员，学历大多在初中及以下，不少女性也曾因贫穷而辍学，家里上学的机会优先男孩。外出务工，更让她们意识到知识文化的重要性。好在，如今男女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辍学这种事在当地不会再发生。
有很多客户把家政服务员当作“家人”对待，吃穿用度都相同，但她们仍然有强烈的异乡人的感受。家政服务员之前，她们是小店老板、餐厅服务员、工厂女工。流动是常态。她们几乎没有设想过留在北京的可能性。
有人希望她们挣了钱，回馈家庭，有人感谢她们在京陇两地作出的贡献。但家政服务员是家政公司的员工吗？有本地的社保吗？没人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
我想到了56岁的薛瑞豪，她是客户驱车一个多小时接回家的第一批返京的“礼贤大嫂”。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2006年成立，她是最早来京的家政服务员之一，至今已近17年。假设那时，她能在北京缴纳社保，现在或许已能享受北京的养老待遇了。
近些年，有不少学者关注家政服务员的劳动保障，涉及工作时间、休息休假、解雇之经济补偿等，还有很多深层次的话题，包括看病无医保，受伤不属工伤而陷入与服务对象之家庭、家政服务企业之长时间纠缠之中，家政工能否参加服务所在地的养老保险等。
采访中，北京家政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穆丽杰提出了一个场景：如果你生病，是不是要到最近的医院去看病？而且看病的费用，医保能报销大部分。可家政服务员不行，她们要自己承担这些。如果你在北京就业，你愿意回老家看病，还是在北京看病？
有30多年家政劳务输转历史的礼县，不想让当地的下一代继续再当家政服务员。另一面，家政市场中出现“90后、高学历、海归”的新型住家保姆，也难以完全摆脱父母对这个行业的偏见。
上周末，我给李引秀发微信，问她还在培训吗，休息日可以一起出来玩。原来她抵京当天就上户了，她晒出刚做好的鸡翅和西蓝花炒虾仁，说下次给我做。我想说，我们出来玩，你不用做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