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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专家系统是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之一。对普通人而言，借助各领域专家的知识和视野，感知和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是改善自身认知结构，增强应对各类现代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屡屡有“专家”针对热点社会公共议题，进行拍脑袋式的“建言献策”，既劣化了专家与民众的沟通质量，也削弱了大众传播中的社会互信。
有“专家”建议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还有“专家”建议低收入群体可以出租闲置住房或用私家车拉活儿增加收入。这类“专家建言”显然无补于公众对社会议题的认知。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发出了“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声音。这一方面是年轻人情绪的戏谑表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当下传播环境的缺陷与弊病。这种现象，既在社会上引发了对立情绪，消解了公共议题的严肃意义，也大大降低了专家群体的社会声誉。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找出其中症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此类现象，也能促使专家群体改进自身问题，重建专家系统的社会公信。
当前舆论场中，引发网络群嘲的“专家言论”，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是阶层隔阂型言论。部分“专家”对中下层民众生存状况缺乏了解，导致其就社会公共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严重脱离实际，一经提出，往往引发众怒，甚至激起中下层民众的阶层对立情绪。
二是极端功利型言论。部分“专家”尽管是面向公众发言，但其真正言说对象却是公权力。他们发言的出发点，是迫切希望为决策者“排忧解难”，这就导致其“建言献策”功利性色彩过于浓重，而忽略了公共政策的德性价值。“惩罚不愿生育的年轻人”就是这类言论的典型代表。
三是专业滑坡型言论。这类言论较多地出现在涉外公共议题中。部分“专家”尽管是在自身的专业领域面向公众发言，但因其个人立场过于强烈，以至于以“个人愿望代替专业判断”，导致其涉外议题预测的专业水准尽失，甚至屡测屡错，不仅贻笑大方，也贻笑公众。
四是迎合误导型言论。疫情肆虐期间，公众迫切希望借助相关领域专家的专业判断，保护自身生命健康、指导生产生活安排，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但是部分“专家”为了迎合风向，发表了一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判断，或面向公众进行了不适当的药物推荐。这些“专家言论”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公众，也增加了公众的不确定性风险。
从传播学角度看，上述四种类型的“专家言论”各有其症结，这才导致了“专家不专”。一是部分“专家”对言说对象的生存境况缺乏切实了解，导致其针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发言脱离实际、凌空蹈虚；二是部分“专家”在面向公众发言时，缺乏中立意识和专业精神，立场先行，导致其专业水准下降、发言内容质量堪忧；三是部分“专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直接面向公众发言时，缺乏对平台传播特征的了解和自我把关意识，“建言献策”过于随意，以致谬误流传；四是部分“专家”面对权力或商业利益，在自身职业管辖权上让步或妥协，导致专家作为知识权威与专业信源的社会声誉受损。
推动专家与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良性沟通，改善公共议题讨论的氛围和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专家群体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围绕社会公共议题发言时，应对言说对象的实际生存状况有切实的了解，在以学术关怀社会的同时，保有一份对社会、对公众的人文温情；二是谨守专业分际和学术中立意识，不做公共权力或商业利益“代言人”；三是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善用社交媒体等传播平台；四是坚守自身的职业管辖权，面向公众发言时，不以让渡职业管辖权的方式进行利益变现或勾兑。
就作者个人观感而言，近年来一些“专家言论”的不靠谱程度是让人吃惊的。部分“专家”以一种俯视眼光，提出一些与现实格格不入、严重割裂的“建议”，最终沦为年轻人发泄不满的“舆论稻草人”，并不令人意外。这背后一方面是“专家”的专业成色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专家”们与不同代际、阶层社会成员生存境况与现实认知的双重割裂。对此，我们还应想方设法弥合不同群体的认知裂痕，从而让社会讨论更有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陈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