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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人”变成“主人”，沈渊感觉不错。5月30日，在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这位年轻的学者迎来了一群朋友——2023“强国青年科学家”寻访活动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举办启动仪式。作为该系党委书记，他同时也是2022“强国青年科学家”称号获得者。
这是一场老朋友向新朋友发送“邀请函”的聚会。沈渊在发言时说：“我们期待着，见到更多青年科学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故事。”
他身后的大屏幕，播放着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71年的奋斗与光荣，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一次次重大领域的突破，意味着一代代人对国家需要的奔赴。
2021年起，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相关单位发起“强国青年科学家”寻访活动，努力“讲好科学家故事，传播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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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真的问题，真的解决问题”
这天下课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朱军马上赶到电子系，参加2023“强国青年科学家”寻访活动启动仪式。
“一下子就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了。”他回想起自己2021年获得首届“强国青年科学家”称号时的场景。当时，他对这个奖项被赋予的意义“体会还不够具象和明确”。
然而，领奖归来时，他已经深刻理解“作为青年科学家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为新时代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朱军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他介绍，比起西方国家，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较晚，一些早期、原创的研究，中国参与不多。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朱军的导师张钹院士等科学家开始真正进入这个领域。
近十几年，“人工智能”在技术、原理、方法等层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我们中国科学家难得的机会。”朱军说，“能在这一领域的历史变革时期与国际同行站在一起。”
90后的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孙书剑曾获得首届“强国青年科学家”提名称号。当时，他感到更多的是“鞭策”。在他看来，40岁以下的科研队伍，青年才俊众多，自己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匹配这样一份荣誉。
孙书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所在的课题组迎来孙家栋院士访问指导，学院在宣传报道中称孙院士为“中国卫星之父”。后来，孙家栋专门向学院转达，不认为自己是“卫星之父”，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深，真正的航天人是进取的，不会躺在功劳簿上。”孙书剑说，“荣誉是一种短暂的认可，但科学探索和宇宙一样，没有尽头。”
获得首届“强国青年科学家”称号的李媛深有同感，她说“科学家不会停下来，会一直往前走”。作为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媛做研究总是在追求“创新”“突破”“发明”。她自称脑洞大，敢作颠覆性的设想，不畏惧“失败”，也鼓励学生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她试着突破食品功能因子精准靶向递送的技术瓶颈，试着改变高端功能基料被国外垄断的困局……
在她看来，“强国青年科学家”的称号，肯定了她“为国家做科研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奋斗之路，“做‘强国’的科研，不是只做‘自己’的科研”，让她有动力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
“在这个时代，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在同向同行，就不会感到孤单。”沈渊说，每个领域都有年轻的科学家正在攻坚克难，通过“强国青年科学家”的平台，“我们能互相看见，互相激励，一起前行。”
朱军致力于用贝叶斯方法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已深耕20年。其间，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快速发展，他和学生一直“坚持初心”。2022年以来，ChatGPT引发全球关注，这款人工智能产品背后的AIGC技术，就需要用到贝叶斯方法。
去年3月，美国人工智能头部公司OpenAI发布了图像生成系统DALL-E 2，这套系统“用得最好的算法”正是朱军团队1月发表的研究成果。“很荣幸，我们中国青年学者的坚持和努力能在这次大潮中有所体现。”朱军说，“我们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高层次平台说话的底气。”
参加完首届“强国青年科学家”颁奖会后， 朱军有了入党的想法，提交了入党申请书。2022年11月3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智能技术与系统实验室党支部经讨论表决，同意接收朱军为中共预备党员。他说：“我将努力把科研工作与国家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带领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媛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科研方向，“怎么更接地气，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健康”。她专注培养学生，常去企业交流，常去看生产线，用产业真正存在的问题引导研究的方向。她推动建设企业的教授工作站，“找准真的问题，真的解决问题”。
两年来，孙书剑以副总师的身份，第一次主持了新型号卫星的研制、发射、在轨运管工作；去年年底，他博士后出站，开始带领学生继续攻关；他还和导师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成立创业公司。他感慨，“强国青年科学家”这份荣誉，今天还在激励他。
中南大学教授国巍曾获2022“强国青年科学家”称号，他说，从领奖的那一刻起，自己有了一种“紧迫感”，这位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说，看到优秀同龄人做着那么前沿的工作，他也想为中国高铁做出最“前沿”的突破。
复杂问题面前，需要多学科融合
在国巍看来，那些一起领奖的年轻人，是朋友，也是优秀的同辈。他认为“强国青年科学家”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能接触到跨学科、全行业的青年人才，了解他们在科技的最前沿做什么”。
他补充道，“我们能产生很多交叉学科的思想碰撞”，这些碰撞可能带来启发、共鸣、契合和突破，“可以不困在本专业里着急。”他反复对学生讲，见识到更广阔的领域，才知道同龄人有多值得学习，工作要更努力一点，“要创新，要突破传统，要去接轨未来”。
“这份荣誉很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群人能有宝贵的交流平台和机会。”沈渊解释说，当下，学科越分越细，但每个科研工作者面对的问题却越来越复杂，“强国青年科学家”就是很好的跨学科交流平台。
2015年，在“求是科技基金会”活动的晚宴上，沈渊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雪明老师坐在一桌，其间聊到了李雪明近期在蛋白质成像计算研究中遇到的难题。
那之后，沈渊和李雪明，还有计算机系的杨广文老师，通过跨学科合作，解决了这个问题，形成了一项非常优秀的创新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子刊。
沈渊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解释这件事——李雪明老师遇到的难题，就好比一个厨师要做100桌婚宴“会很挠头”，计算机专业能帮忙“复制”出100个厨师，电子系能提供菜谱和烹饪方法——这就是“交叉学科的意义”。
在沈渊看来，“强国青年科学家”同样具有“跨学科”的基因，把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汇聚到一起，“不是说一定能聊出什么”，但必须先有交流的机会，激发灵感，才有突破学科壁垒的可能性。
他特别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的要求，“强国青年科学家”的专业性不是最强的，但它具备专业奖项没有的普遍性和交叉性。
对标“四个面向”，去挖真正的“宝藏”
在中国农业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后，李媛前往荷兰攻读硕士学位。直到今天，她都记得临行前，学院院长罗云波教授对她说：“你好好学，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李媛从未把这句话当成一句“口号”，一心想着要学成归国。完成硕士论文后，她感觉“这个水平对科研报国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又读了博士。
“我留在国外，找份工作，过安逸的生活，很容易。”李媛坦言，“但我找不到归属感，出国以后反而更爱祖国。”看到国内的发展变化，李媛也坚信“同样是10年后，比起留在荷兰，我回国能更好地发挥能力，实现科研报国的理想”。
这群“强国青年科学家”有一种共识，就是要让科研对标“四个面向”，肩负起历史责任，创新驱动，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沈渊也选择“回到母校”。说起和祖国的连接感，他的体会很深。从清华电子工程系本科毕业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博士学位。
“在外面的时间比在清华长，可是我和母校之间，从来没有断了联系。”沈渊回忆，留学期间每次回国，无论假期长短，他一定要回清华转转，看看老师同学。更重要的是，他从事研究的电子信息领域，“只有在自己的祖国钻研，心里才最踏实”。
国巍用“四个面向”对标自己的科研方向。在他看来，很多科研工作者在“努力程度”的层面没有太大差别，但能不能挖到真正的“宝藏”、突破瓶颈难题，要看是不是“重大需求牵引，关键问题导向”。
他举例说，中国高铁曾要进口各国的设备和零件。如今，中国高铁已成为自主创新的典范，技术领跑世界。
国巍一直在寻找他所在领域“世界级的难题”，这让他对科研工作充满激情。他希望有机会攻克国家高铁建造和运维遇到的难题，这是他对“强国青年科学家”的理解。
2018年以来，为响应“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朱军带领学生做了很多科研成果转化的探索，让实验室算法“落地”，为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经济发展主战场提供技术支持。今年年初，朱军获得中国科协颁发的“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
热爱科研的李媛，自称“坐烂了三只板凳”。作为女性科研工作者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有时会感到压力和疲惫，但她又被一种信念支撑——在科研的这条路上，要原始创新，不要去复制别人，“我要让外国人来买我们的产品”。
最近几年，国巍常常乘坐高铁往返于长沙和北京。列车以超过300公里的时速沟通南北，但国巍的追求更高。他期待，未来中国高铁能安全平稳地跑到时速400公里、6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以上。
“希望那个速度里，有我们的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