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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青少年时代接受所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知识技能都是皮毛小技，唯有胸怀格局的养成才是教育之根本大道。一个人的胸怀境界与其所承载的使命责任、事业成就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也就是专业课与思政课的不同功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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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第一身份是教师，所谓“大成至圣先师”。相对于此前专属于王公贵胄的泮宫黉学，孔子兴办的是有教无类的社会教育。《论语》真实生动地载明，孔子教育课程的设置中，有礼乐书数御射六门专业课，还有一门“思政课”。并且，这门思政课具有首要课程的重要属性。
《论语》里的思政课，主要内容关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器出现，新的生产力发展引发对旧的生产关系的冲击，礼崩乐坏，孔子的政治主张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克己以复周礼。孔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能够担当天下兴亡道义的“君子”和“士”。按照古汉语单音节词体例，参照“天子”为天之子，则“君子”为君之子。有德有位为君，有德无位为君子，即君的预备人选。在学为士，学成君子。士是介于侯之末与民之首的社会阶层。古代科举制度下，秀才、举人、进士，士是学位进阶词根。现代教育制度下，学士、硕士、博士，仍然以士为学位进阶词根。许慎《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士是那种敢谋事、善处事、做成事的人且一以贯之，善始善终。段玉裁《注》解释说：“士，事也。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数始一终十。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士不仅能做事处事成事，而且还能够把十种现象归纳总结出一个道理，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属性特征。
士以君的理想道德人格为目标，是君子的候选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里仁》）。孔子要求学生志存高远，化礼为仁，仁者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严私德、守公德、明大德，要维护好发展好时代社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并且，要矢志不移，顶天立地，只有这样才能呵护民生，担当道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匹夫如此，何况于士。与此相关，孔子对关乎学生理想道德的思想政治课要求很高也很严。“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学生宰予修身不严，樊迟询问稼圃，都被视为志向不高，孔子竟然疾言厉色，近乎失态，那是恨铁不成钢。他希望自己门下的学子以天下为己任，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论语》里的思政课，以理想人格塑造为目标，以天下己任情怀为追求，其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是交流讨论，循循善诱，其有效实施路径关键在于诉诸学生主体自觉，人生觉醒，生命觉悟。《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是一篇典型的思政讨论课记录。早春时节，郊野环境，天朗气清，孔门师生围坐在一起，畅谈理想人生。子路坦率直言，冉有、公西华态度谦逊温和，都有积极进取之心，曾皙更多闲适情怀，从容雅趣，所言志向深得孔子称许。老师启发引导，学生发言讨论，老师点评总结并自述其志，师生平等，相互感召。在宽宏包容的氛围中，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课堂是生动的，内容是鲜活的，学生是受益的。
限于当时的竹简书写条件，《论语》中很多篇章都是只言片语，但从上下文语态中可以感知出自课堂讨论的生动语境。曾参被师门尊称为曾子，是因为他在课堂讨论中时有高论，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必须修练具备“弘”与“毅”两种品质，以肩负重任且终身为之。此重任，就是要志于道，追求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谋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也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弘，是胸怀宽广，有公道之心。古汉语象形文字，弘由弓与厶组成，弓具有反复拉开伸张的功能，厶是私之本字，胳臂往里弯曲，呵护一己之心，维护一己之利。与厶相对，是公字，就是张开双臂，敢于并善于拥抱眼前一切人与事。从厶到公，绝非易事，需要接受无数挑战，经受反复磨练，才能把一个人的动物本能教化为社会属性。我们青少年时代接受所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知识技能都是皮毛小技，唯有胸怀格局的养成才是教育之根本大道。一个人的胸怀境界与其所承载的使命责任、事业成就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也就是专业课与思政课的不同功能之所在。
在《论语》里，“思政课”是与“课程思政”高度融合的。孔子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润物无声地融会了思政课内容，那就是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情怀格局，引导学生自觉养成“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的人格品质，进而逐渐形成士道文化精神传统。
（作者系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朱鸿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