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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工作是一个不断给我充电和惊喜的过程。”杜宣莹说。
杜宣莹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这位出生在中国台湾台南的80后，已经在北京工作了10个年头。
杜宣莹到大陆工作其实很偶然。
成长于中国台湾，受教于英国，曾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约克大学的杜宣莹，2014年博士毕业后在台湾和大陆的多所高校都投了简历。
没有经过太长的等待，杜宣莹便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发出的面试邀请。
与很多找工作的毕业生一样，杜宣莹对面试结果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只想做到尽力争取，更何况“当时的我对大陆的历史学界，高校的面试程序特点等都不太了解”。
可能就是这份不了解，让杜宣莹在面试过程中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专业。
第一轮面试非常顺利。杜宣莹很快收到了进入下一轮面试的通知。
不过，让杜宣莹纠结的是，第二轮面试安排在几天之后，而她隔天就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参加另一所高校的面试，“事先就约好的面试，无论如何也要去的。”杜宣莹说。
让杜宣莹没有想到的是，当学院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老师们迅速沟通联络，当天晚上参与面试的老师们便挤出了时间，给杜宣莹组织了第二轮面试。
“我没有想到学校会为了人才有这样的弹性，而且如此高效。”杜宣莹说。
最初，杜宣莹认为是自己幸运，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她发现，这种“弹性”和“高效”并不只出现一次，也并不只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
“院里老师们发现了某个项目或者资源跟我匹配、适合我，就会鼓励我去试试，对其他年轻老师也是一样，很少论资排辈。”杜宣莹说。
带着这样的惊喜，“职场新人”杜宣莹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
“新人福利”则是一个又一个“第一次”。
进入学校第一年，杜宣莹人生中第一次当了班主任；远离亲人独自一人在北京生活，学生们带着她到学校附近熟悉环境，还带她“打卡”北京著名景点，“第一次去十渡就是学生带我去的”；经常被其他老师邀请共同带学生到外地去考察，所以她入职不久就“第一次去了山西”“第一次去了承德”“很快就走遍了华北……”
所有这些都让杜宣莹感到很温暖。
让杜宣莹感触更深的是在学术发展上获得的帮助。
“我们学院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年轻老师会加入青年沙龙。”杜宣莹说，这个沙龙不仅会定期邀请校外的历史学界专家跟年轻老师一起探讨问题，“年轻的老师会组织集体研读，哪位年轻老师写论文时遇到困难、文章要发表之前、书稿写作完成之后，都会拿到青年沙龙来，大家一起读，然后一起提修改意见。”
初到北京时，杜宣莹对学术圈非常陌生，在青年沙龙里，老师们鼓励她写文章，并且帮忙修改，还推荐和鼓励她多参加学术会议。
这些帮助对于离开家乡、独自在北京工作的杜宣莹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单打独斗，青年沙龙是个集体，这里的老师们是互助的。”杜宣莹说，青年沙龙的活动像是在给自己充电，让自己快速成长。
充了电，获得了能量的人一定会把这种力量传承下去。
学院要求本科生也要学习做科研，对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都有写论文的要求。“我对我带的学生非常严格，要求他们读原始史料。”杜宣莹说，学生形容被她指导过的论文“像被轰炸机轰炸过一样”，有非常多、非常细的修改意见。而当学生跟着节奏一遍遍地打磨过文章之后，他们会惊讶于自己的成长。
“学生的成长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成就。”杜宣莹说，“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又像是一次充电，是学生给我充电。”
虽然已经工作了10年，不再是职场的新人了，但杜宣莹依然是学院青年沙龙的常客，而且她还把青年沙龙的读书会形式延续到教学中。接受采访那天，杜宣莹要求时间早一点，因为那天下午她与学习世界史的学生有一次读书会，“教学相长，收获会很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