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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青”文化，从《中国青年报》历史长廊和特色报道中，深度挖掘内容，主动挺进融媒战场，是《中国青年作家报》创刊以来的着重点和发力点之一。本组报道用3位美术创作者的成长故事和不同时期的体验，用他们在美术创作中的哲学感悟和审美精神的表达，引领青年在新时代不断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传承中华文化之美。这是对“中青”文化的一种有机传承和有力弘扬，亦是对中青“人物”报道在融合机制下的深度探索。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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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涛：绘画是“行走”的艺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实习生 甘柳
这篇报道的“主角”，在1994年6月23日，走上《中国青年报》“人物彩照”专版，编辑为其填词一首《诉衷情》——飘飘长发似徐霞，孤胆游天涯。梦圆告慰乡土，豪志胜毕加，神落笔，墨喷发，自成家。艺高德望，情染丹青，心系中华。“人物彩照”专版是《中国青年报》30年前的著名版面之一，编辑为每位“人物”精心填词，在新闻界，至今也不多见。
杜月涛一直步履不停，在路上写生，在路上体验生活，在路上悟自己的“道”。1988年秋，已在山东、江苏、安徽、北京、河北、河南和东北多地骑行周游的杜月涛，认识了两位书画界的前辈——李可染老师和黄胄老师，他们指点杜月涛“写生的时候直接用毛笔”。之后几十年，杜月涛一直谨记两位老师讲的“就拿着毛笔去写生，这样的收获会更大”，坚持不懈用毛笔冬去西双版纳写生热带花卉，春到菏泽和洛阳观察牡丹，春秋又赴太行山、黄山、桂林、黄土高原等地写生山水。2016年到2018年，他又带领学生走遍中国写生，从中华内陆到海南岛再到宝岛台湾。
在谈及两次“行万里路”的经历时，杜月涛说：“1985年的出走，实际上是对绘画、对社会一种懵懂，而且我是一个人在行动。如果说前面是‘状物’，那么后面就经历了‘格物’，而2016年到2018年年底的这1000多天是一个‘格心’的阶段，通过这几年的融合，又经历了从‘格心’到‘借物写心’、再到‘得意忘形’这么一个过程。”
不断地行路写生开阔了杜月涛的视野。“到位，味道，品味，无位”是杜月涛在多年创作经历中总结出的八字箴言，“任何东西，不管是生活还是艺术都要‘到位’，‘到位’之后，就有了‘味道’，有‘味道’的东西才经得起‘品味’，经得起‘品味’你就不用担心‘无位’”。这么多年，杜月涛一直遵循他“继承我传承”与“学厚格古”的艺术信条，怀着对祖国大地的深情和民族传统的热爱，心无旁骛地在艰苦的采风活动中锤炼自己作品的“味道”。
正如杜月涛对自己的评价“我为画生”，他这一生都在探索如何画好中国画，如何传承好中华文化。薛永年教授也为杜月涛题写“写生入神”四个大字，称他是痴迷写生画画达到了精妙的境地。
“写生是一种主客观的激活，‘格物’是为了‘格心’，‘格心’是为了‘借物写心’，‘借物写心’是为了‘得意忘形’，与物合一。”杜月涛说，只有“用心感悟”，“外师造化”，才能“中得心源”；只有“以形写神”，才能达到“写生入神”。
向大地学习，做人民的学生。新时代的艺术创作者，如何去理解和践行这一命题，是杜月涛和他的学生经常交流的一个话题。“我认为读好传统这本书很重要，读好生活这本书也很重要，这两者缺一不可。”杜月涛认为，一个年轻人具备勤奋、深入生活和读书这3条，就是成功了大半。当然要成为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还必须要有悟性和灵性。余下的就是继续努力，不断思考人生、思考艺术，探索新路。
在日常的教学中，杜月涛让学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看“画谱”，而是看“菜谱”。“先把生活的东西弄明白，我再去教他绘画的时候，教他用笔的时候，他的悟性就大了一些。”杜月涛带着学生深入太行山写生，常常需要自己做饭。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有时候野外写生常常是就地支个桌子就吃起了饭，或是三两好友围桌畅谈，下地摘瓜，粗茶淡饭亦可怡然自乐，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写生，写生亦是生活。
在读好生活这本书后，杜月涛便会叫自己的学生去读各种绘画史。 一次，杜月涛带着学生在西双版纳写生，学生问他“这画怎么画”，杜月涛回答说“只要别学我就行”。他解释：“我们学古人的，学经典！古人说‘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所以学生的见识必须要超过老师，才能在老师的指导下有所成就，甚至超越老师。”
杜月涛对中国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不失掉其根基和根本，事物才能长久，所以要守住传统，向优秀的经典学习，并在有能力的基础上为优秀的经典添砖加瓦，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画，不管是用黑的墨，还是用五颜六色的墨，不管是画到宣纸上，画到布上，还是画到墙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要有中国人的精神在，有你的思想存在。”杜月涛说。
这或许也是中国画流传千古，始终焕发生机的原因，它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写照。如今的杜月涛依旧初心不改，秉持“作名画不做名人”的追求，在祖国大好河山间持续锤炼自己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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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松：用绘画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实习生 郑欣宜
“画画是我一生的修行。”画家宝松说，自己的目标是办一座艺术馆。
宝松7岁开始自学工笔画，11岁时拜著名画家马晋先生为师，如今已一甲子有余。前半生中，宝松下过乡，当过工人，做过编辑，还去了大洋彼岸，丰富的经历造就了他多变的画风。
1978年至1982年间，宝松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对北京法海寺内两壁的《帝后礼佛图》壁画进行临摹，进行长卷《法海寺壁画》的绘制。数十位等身高的神仙人物形态各异，要在绢布上等比例缩小，将“壁画”变成一幅前所未有的“绘画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4年间，宝松将所有的业余时间献给了这张画，《法海寺壁画》的摹绘也让他的绘画生涯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他的眼睛却出现了问题，看东西会出现严重的重影，作画时都不知道哪个影像是真实的。那时，宝松几近崩溃，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北京广济寺住持明哲法师劝他：你的画上附着了你的生命和你的眼睛，只要作品永恒，你的生命就永远存在，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宝松说，那一瞬间自己释然了，“当绘画承载着自己的生命时，画作就会呈现出生命的美好，并带着这种生命感永恒。高峰的取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当我付出代价以后，我突然间就明白了绘画里的美好以及生命感，绘画是心灵的艺术，这也是我一生追求的东西”。
宝松的大写意画强调“意到笔不到为上品”，重在表达意象、神韵，这种写意风格很难模仿，也有人管这种大写意叫“偶得”：心情、笔墨用具都恰到好处，随手而来，便造就了一幅独一无二的作品。在大写意画的每一笔中，都可以看出墨色的变化，墨是活的，线条也是活的。“抓住一瞬间的美好，使之在画上永恒，这便是大写意画的真谛。”宝松说。
宝松认为，传统工笔画以绢和熟宣纸为原料，虽能保证墨不晕染，却因受到“墨线稿”的限制，影响了作画的自由度与画面的生命力。宝松突发奇想，大写意的自由灵动有没有可能表现在工笔画上？
于是他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在生宣纸上画工笔重彩人物画，将大写意中的“活”带入工笔画中。这件难度极高的事从未有人尝试过，在这个探索中，无前人的任何经验可借鉴，更无任何资料可循，宝松凭着对绘画的热爱和对美的执着，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用了整整40年才实现“在生宣纸上画工笔重彩”的目标。
宝松曾与众多西方艺术家和大学教授有过深入交往。他认为，西方人会被中国画中表现出的美好所吸引。“中国画重意境，其中呈现出中国人的特质：和平、善良、讲道理、讲文明，这些精神内涵是西方画作无法传达的。”宝松说，用绘画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语言不通，但中国画能以最直观的方式传达出最打动人心的文化力量”。
西方的光影与东方的线条，带给了宝松中西合璧的灵感源泉。他在生宣纸上以传统工笔重彩技艺营造的五彩缤纷的色块和神秘的线条勾勒出的灵动的人物，成为东西方艺术交融一种美好的体现。从绘画技法、表现形式、笔墨运用再到精神境界，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式，宝松在发扬和探索中国绘画之路上始终没有离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他探寻中西方绘画“差异”，也在“差异”中碰撞出创作的火花。
1993年，宝松在赴美学习期间的作品《回娘家》，画中是一位美少妇怀抱着头戴小虎帽、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骑着小毛驴喜盈盈回娘家的场景。画面被分割成若干大小不一的方形，你会不自然地随着错开的用线移动眼球，有种神奇的动感，独特的画风跃然纸上，将中国传统文化演绎得惟妙惟肖。宝松说，这幅画寄托了情怀，“我自己就像画中的新媳妇，希望有朝一日能带着自己一生当中最大的艺术成果和人生感悟回到娘家——祖国母亲的怀抱”。
中国画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无论绘画的风格与题材如何变化，其背后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自身蕴涵的文化基因。“我要做的，就是用绘画讲述中国文化的美好与力量，并从心底打动他人。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在了绘画上，只希望让自己的画作与其中蕴含的文化与精神能够永久流传下去。”宝松说，希望通过自己的画作，让青年更热爱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树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使命感，这也是身为当代中国画家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宝松认为，绘画天赋、绘画热情、创新意识、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高度认可，缺一不可，但对于青年来说，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很重要，“只有彻底掌握它才能真正领悟到中国绘画的美，进而才能更好地发扬、创新，所创作的作品才能与画家真实的生命和心灵连接在一起，才能发扬出中国画中独有的精神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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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愚：一幅画就是一首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我是谁”“我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创作。青年画家沈愚说，正是在这种“认知自我”与“表达自我”的过程中，自己开启了艺术创作的探索之路。
沈愚成长于艺术家庭，从小浸润在艺术的世界里。大量的阅读与实践培养了她超常的艺术感知力。2008年，沈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两年后进入工笔重彩人物工作室，这是全国艺术高校中唯一专门为这一类画种设立的专业工作室。沈愚在此研读了近8年的时间。“工笔重彩画”是中国最传统的写实绘画。人们对于现实事物的描写，除了用绘画语言表达以外，更多的是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描写现实的事和物。工笔重彩画起源于隋唐时期，在五代时期达到巅峰，宋代达到极致。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诗与词也是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沈愚认为，诗词表现形式是格律，绘画的表达是自然主义，“就像诗词当中的托物言志、托物寄情，所有的自然描述最终回归到对人的表达上”。
在沈愚看来，诗人词句或热烈，或悲愤，或淡雅安和，或哲思充盈。如同诗词中有所谓豪放、婉约之分。她的画作倾向于含蓄的形式表达，情感却是婉约回还，至深至切的。“当我面对一朵花儿，并不是看到什么，就画成什么样。它具备自然属性的美感，又传达了人对于物象的规律。如同中国的诗词中用七言、五言和平仄表达出一种形式美感。”沈愚说，一幅画就是一首诗，一首诗就是一幅画，诗画合一就是将诗歌与绘画融为一体的艺术。
“有时空旷的大面积渲染，像一杯茶带给人一片心灵的寂静与停歇。如同久居闹市之中忽见旷野，久居内陆忽见江海，久居南国忽见大雪。瞬间打开一扇全然不同的情感之门。”沈愚指着画作如诗人般悠悠道来，“中国画有着像诗一样的形式美感，在局限中创造出无限，这就是它的意趣。它像诗一样美，它是一种克制的、删繁就简之后的趣味感表达。”
在艺术创作的探索中，沈愚追求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之上的艺术理念的继承，技巧上注重平面性与装饰性，无论人物、事物的外形与设色都尽力体现意象美，主张体现出中西绘画的差异性。“一切绘画所欲延伸之意都应该源于对生活、对人生的切身所见、所悟、所感。抒发自我情怀，感动启示他人。”沈愚说。
沈愚的工笔画大多展现人与物、情感与环境等神韵的细致描画，让她沉醉其中的始终是那朴实之美。她想让自己的作品美得简单：少一分浮躁，多一片纯真；少一分繁复，多一些明朗。“绘画艺术正是一种心性的持续修炼，你画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你的心，画只是一面镜子，使你照见自己，照见天地万物。以自心为发光的岛屿，做自己的自转轮，你的作品必然光华灿烂。”沈愚说。
“创作是真正主观的表达，是讲一讲‘我是谁’，讲一讲‘我眼中的世界’。”沈愚说，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创作，“如同飘在海面上的船，不知道要去往的方向，没有惊涛骇浪，连风也没有一丝；却是一种比惊涛骇浪还要恐惧的感受，于是不得不为了寻求方向不停问询与探索，感知最深处的内心。几乎所有创作者都会不停地为困惑探寻答案，而有时困惑本身就是答案”。
“回看过去，你到过的城市，你见过的朋友，你欣赏过的色彩，你品尝过的味道，你给予过的，你感恩过的，你大笑过的，你流泪过的……构成了又一个生命艺术周期的完满。”沈愚说，这正是诗人的情怀，净化人的心灵，而那心灵，又恰恰诗化了世间万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与画，或激扬、或委婉、或清馨、或幽雅、或秀丽、或雄浑……抑或是那些含有辛酸、无奈、失意、伤感等情绪的作品背后，无一不有一颗诗心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