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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今年70岁，比他演过的李白、曹操、弘一法师、鲁迅都大了。在他出生的1953年，新中国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第一年，今年是2023年，他已经演了40多年戏。
作为大凉山戏剧节发起人之一，每年在这个西南小城，濮存昕不像一个正襟危坐的客人或是演员，更像一个放松自在的主人或是向导。这天，他穿着卷起鲜艳裤脚的时髦牛仔裤，斜倚在藤条椅上，坦白地说自己的听力在下降，“这位记者你要用你的‘丹田’发声”。
在戏剧节期间来到凉山的人要做很多事，要看戏，要看风景，要晒冬日里难得的暖阳。但濮存昕的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新书分享会现场，准时抵达的观众想要座位那是绝无可能。到了签书环节，已经并不年轻的“粉丝”们的热情，让人确信一件事，“追星”无关年龄，只有关人。
濮存昕的自传就像半部人艺史。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曾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1952年，北京人艺一成立，他便来到剧院，成为第一代演员。1年后，濮存昕出生，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人艺的长子”。从小跟着父亲在剧院长大，看戏对濮存昕来说，如同吃饭睡觉，是生活的日常。
“戏比天大”这4个字，濮存昕从小就有深刻的理解，这不仅发生在剧院，也发生在家中。家里无论什么事，都要以剧院的事、演出的事为中心，不能影响父亲晚上演戏。比如，如果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得睡午觉。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濮存昕去给父亲送饭的时候，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着，“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那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
濮存昕说，自己的人生中，值得回味的有三大关口：第一个是从黑龙江回来，第二个是加入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了北京人艺，“那种关口，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
从16岁到24岁，濮存昕在黑龙江度过了8年知青生活。作为业余宣传队的一员，劳作之余，他是报幕员、演员，也会画布景、做道具，以及当电工。“北大荒长时间的生活，是磨难，也是考验，大喜大悲能增加对人生的理解力和承受力。这对于男演员尤其重要。男人的形象中应该有立得住、担得起的气质。”濮存昕说。
北大荒的田垄，长得望不到头，割麦子的时候必须一垄一垄、一刀一刀地割，每天腰累得真像折了一般。直到现在，濮存昕还总觉得，在舞台上演话剧就像割麦子，“一天一场戏，八九百观众，几十场、上百场演出，才有几万观众，真的是一刀刀割，一场场演，生命也一步步走”。
濮存昕的话剧代表作之一《李白》，在人艺上演已有30余年，很难有演员能在人艺将一部戏演这么久，但他凭借自己的演技和人格魅力，成为“李白本白”。濮存昕觉得，演李白，每每谢幕，都会有极大的满足感。他在书中写道：“生命如果在此一了，也便罢了。那种尽情，那种淋漓，那种快意。好诗好戏啊！”
演了一辈子戏，大概率能演就会继续演，濮存昕特别感谢陪伴他走过演艺生涯的不知名的观众们——怎么也得有千千万万。“他们从还青涩稚嫩的我初登舞台开始，就为我买票，为我付着学费。时至今日，我还能再演三五年好角色，再请他们陪伴我最后一程。”
濮存昕这样理解“戏比天大”的人艺精神：“走出剧院，演戏是闲情之事，但是走入人艺剧院，任何演员都要坚持演出，不能辜负观众。我在台上演角色，其实在观众眼中，我就是一名当场被考试的学生。这才是我的职业的真实的角色。”
濮存昕有两枚闲章，“青牛以待”和“二一之徒”，他还想刻一枚“不在乎”的章，以示“舍”“了”之意。他谈起在南非一个国家公园看到过的一头老象，“步履很慢，像座山，它贴着我们的车走过，地有震动感。隔着玻璃，我确信它的一只眼看着我，我们对视了”。据说象老了，在最后时刻会自动离开象群，走到原野的隐秘处，孤独地迎接死亡，“真悲壮，有种诗和音乐感”。
在60岁之后，濮存昕常常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到哪儿竟都是年龄最大的了。珍惜岁月、保重身体，成了老友聚会时说的最多的话。作为体育爱好者，他也渐渐打不动球了，“当今的体育明星都已经差我两辈了”。
年龄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暂时还不是问题。2022年，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要拍一组演员照片。那时候，濮存昕正在演《李尔王》，好不容易留了长头发，他就拍了一张拿吹风机吹乱长发的照片。照片上，一脸得逞的笑容。
《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也在北京办过新书发布会，那场发布会的最后，濮存昕自备道具，表演了《哈姆雷特》的经典选段“生存还是毁灭”。然后，他换上了偶像阿根廷球星梅西的球服，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这一跃，谁还不是个少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