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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没有中国人去办的中国工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几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机场旁。”12月16日，在202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从产业转移的故事讲起，引出他的观点：跟产业全球布局转移相对应的一定是金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这场探讨“新形势下的金融开放”的圆桌论坛上，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对新形势的“新”予以解读。
他说，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从全球化、一体化迈向区域化、碎片化，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经历从人口相对年轻化进入到深度老龄化转变的关键10年。“从国际经验看，对金融机构来说，这很可能是中国的投资者着手为未来配置优质资产的10年。”在巴曙松看来，新形势下讨论金融开放，要立足新的环境，支持中国企业进行跨市场跨国的产业配置，满足其更多跨境资金自由调度的客观需要，例如跨境并购、整合、投资、风险管理、投融资等。
“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过程”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跨市场跨国家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正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
“过去40年，中国企业要做国际化配置，做跨市场跨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是个可选项，（这个阶段）中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企业家只要跟随中国的市场大趋势一起跑就能发展得不错。”巴曙松说，现在，跨市场跨国家进行产业配置成为必选项，“是生存的需要”。他解释说，推动相应产业重新布局，既有中国主动的布局，也有欧美国家实施所谓“中国+1”策略，从离岸贸易变成友岸和近岸贸易。
这对应着这几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的下降和对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出口占比的上升。“其本质就是产业区域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巴曙松说。
伴随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一批基于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也在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中逐步形成。周诚君记得，30年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欢迎各地的资本，“只要能把产业发展起来，只求所在，不求所有，资本是从欧美来还是从日韩来没关系”。到5年前，一些沿海地区发达省份地方政府则表示“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企业家愿意把生产环节放在马来西亚或哈萨克斯坦或尼日利亚，按照规则由企业定，但是研发中心、创新中心、利润中心、全球司库最好放在中国本地。”
“当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持开放态度时，顺应趋势，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形成一批基于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在周诚君看来，产业转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过程。他说，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投资和贸易，需要来自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制度性开放，“这时就需要考虑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开放。”
周诚君进一步解释说，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表面上看是生产布局，背后则是资本布局。“比如企业把管理全球资金的全球司库放在中国内地，前提之一就是它可以按照自身的流动性需要、预期和风险偏好管理资金。”周诚君说，这种资金跨境布局、跨境流动无疑需要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开放的支持，“但目前全球形成的共识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账户并不是开放得越大越好，而是要跟本国的实体经济、金融市场规模、经营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相适应。”周诚君说，从全国范围来看，资本账户、金融账户的开放不会一蹴而就。
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也表示，当前全球对于资本市场开放的重点和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开放资本市场还比较慎重，不是开得越快、越彻底越好，它们也看到短期资本流动造成冲击的问题没有解决。”但他同时表示，有关金融开放的改革永远也不会画上句号。
更灵活的金融开放需要提升互联互通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及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开放的未来时，周诚君特别提到今年迎来建设5周年的海南自贸港。他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背后要有资金结算的自由化、资金调配的自由化、资金跨境流动的自由化。
他尤其提到海南的琼州海峡可以在物理上把人、货物、商品做到隔离。“这种隔离为金融的相对独立创立了条件。”周诚君说，金融产品绝大多数都是无形的，靠电子交易、电子清算和结算，这决定了在某个领域内实施小范围的金融开放试点有一定难度，“但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海南岛内的货币和金融资产将有可能具备离岸货币和离岸金融资产的特征。”
“金融开放就是要支持这些布局全球的中国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它们客观上需要更多跨境资金的自由调度。”在巴曙松看来，和过去40年主要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不同，如今的金融开放需要更加灵活。这意味着在全球格局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企业开始跨市场跨国家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时，中国的金融体系要适应这些企业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适应金融机构做全球优质资产的配置。
具体到金融开放要往哪个方向走，巴曙松认为，从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的新需求来看，金融开放有多方面可以推进，比如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还有提升空间。
他结合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说，这是资本跨境配置非常重要的平台和渠道，“但目前只是资产的投资配置平台，并不是跨境资金流动平台。”巴曙松建议，明年是沪港通启动10周年，也许可以尝试设置标准，“比如投资满10年的投资者，有一定比例的资金可以留在境外做配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