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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欢迎来到悬疑文学的奇妙世界！让我们与“雷米”一起走进犯罪心理的世界，剖析邪恶与正义的界限；与“蔡骏”一同穿梭在人性的迷宫中，探索黑暗与光明的交错；与“秦明”一同走进法医鉴定的世界，揭开真相与谎言的面纱，感受悬疑与思考的魅力，探索人性的深渊与边界。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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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秦明：向“蜂鸟”们的坚守致敬
张天笑 马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秦明有很多身份，是一名正儿八经的法医，也是畅销书《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系列的作者；是B站知名的科普类UP主，也是一个喜欢插科打诨的段子手。尽管平时工作繁忙，却丝毫没有影响秦明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在“高产”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尝试新的写作题材，寻求一种自我突破。
怀着一颗崇敬之心提笔创作
如果不是翻开了父亲的办案笔记，也许不会有如今的这本《燃烧的蜂鸟》。秦明在序言中写道，翻阅笔记的那几个夜晚，他仿佛与父亲一同经历了那些或激动或不舍的瞬间，深深地陷入了与父亲的共情中，这让他重新了解了父亲，也再一次重新审视了警察这个职业。
“在看父亲的办案笔记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当时的内驱力是什么，这也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我父亲的笔记上写得很清楚，他一开始并不愿意当警察，那个年代当工人是最光荣的，是什么让他坚持下来当警察，并且热爱这个职业呢？我认为，就是破案以后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成就感”。秦明说。
相比起表现世态人性的《法医秦明》系列和书写传奇故事的《守夜者》系列，《燃烧的蜂鸟》更注重于向内追寻一种被深藏的信念，整体呈现出活泼中又满含深沉、平淡之下又暗藏炽热的气质，这与秦明创作时不同于以往的心态有关。“写《法医秦明》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法医这个职业，我写得轻车熟路。但是对于《燃烧的蜂鸟》来说，首先痕迹检验不是我的专业，第二是写父辈的故事，还是有挑战的。但每写到他们破案时的艰苦和最终惩恶扬善时的兴奋，我都备受鼓舞，这也是我看笔记时的感觉”。
为了更好地还原年代图景，通过细节提升情节的真实感和沉浸感，秦明和策划团队专门去采访了秦明的父亲。“我们无意间问，一个犯罪团伙几十个人，而警察只有几个人，怎么带回嫌犯呢？我父亲说，那时候抓人就是每个嫌犯手上套个绳子，穿成一串，一个人在前面拉着绳子走”。这个细节后来也被秦明写进了书中。“还有夜间在雪地里骑自行车视线不好，就用铁丝把手电筒绑在车头上，这一点用书里的插画表现出来了”。
秦明说，《燃烧的蜂鸟》从构思到成书总共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大纲被策划团队不停地推翻，重写了很多次，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样子，然后才开始填充内容，写完的那一刻，“心中有种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们现在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都是父辈们披荆斩棘，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这本书可以用来致敬父辈，致敬他们给我们铺垫好的路，让我们现在越走越好”。
守护万家灯火是每一只“蜂鸟”的理想
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燃烧的蜂鸟》从现代背景中走出来，回归到刑侦技术不发达的20世纪70年代，将破案过程的举步维艰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通过梦境代入的方式使读者获得近似于穿越双重世界的体验，这也是秦明构思的巧妙之处。“我当时最朴素的想法是对比一下过去的警察和现在的警察，除了穿越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这样比较直观。但是我的创作一直都是写实的，如果忽然融入穿越这种荒诞不经的元素，读者就会对书里内容的真实性有所质疑。所以我设计的并不是真正的穿越，陶亮只是看过一些前辈的真实办案经历，在生病时的梦境里把自己代入了”。
对于“双男主”之一的冯凯，在秦明的笔下，这样一个爱耍小聪明、走捷径、有点孩子气的人物却并不令人不屑或讨厌，甚至会让读者有所期待。对于小说中另一位男主顾红星，秦明选取了“蜂鸟”这个特别的意象，同时设置了一个浪漫的场景来向读者讲述蜂鸟的故事。秦明告诉记者，讲述蜂鸟的故事不是单单一个场景，其实是两个场景相互呼应的，之所以让顾红星和林淑珍坐在房顶看星星，是为了铺垫顾红星和冯凯坐在山坡上看万家灯火，这个场景才是最重要的。“警察不就是背抵黑暗、守护光明吗？他们内心最想看到的就是万家灯火，这是警察职业的最高理想”。
秦明还提到《燃烧的蜂鸟》中一个较为显著的改变：从重情节走向重人物。“之前策划团队一直觉得我在塑造人物上有一些欠缺，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一直是重情节轻人物的，那么既然自己在写作的领域越走越深，就想继续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补齐短板，所以想写一些生活上的场景，让人物更加立体化。任何一个人都不只有工作，看《法医秦明》系列你会感觉这几个人只有工作，他们的世界没有生活，就是因为对生活的描写有缺失，在《燃烧的蜂鸟》上我就想有一些补偿和尝试。”
秦明曾多次提到，自己开始创作的初衷是为“法医”这个职业发声，消除大多数人对法医工作的误解。
“做一切跟死亡有关的职业都是辛苦的，不仅工作环境差，还要忍受别人的歧视”。秦明说，以前人们都不愿意跟法医上桌吃饭，甚至避讳和法医握手。明明是为人民服务、应该受到尊重的职业，却要被人疏离，他心中就总有一种为法医正名的冲动。“现在当我说起自己是一名法医，人们还是比较尊重我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创作法医题材文艺作品的人，包括影视行业和有声主播，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秦明说，要想彻底改变人们的想法还有很长的路走，这也是自己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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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骏：寻觅密室中的那道光
惠子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当身心被禁锢于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一座千万人都无法逃离的密室时，蔡骏用3个春夏秋冬的代序轮回，创作出了集“本格派”“硬汉派”“社会派”为一体的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一千万人的密室》，在文学和现实中寻觅藏匿在密室中的那道光。
2020年早春，蔡骏每日困于电脑前写作。某个凌晨，他做了一个古怪的梦。梦中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出差前往一座英雄的城市，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李雪贝”的姑娘。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她的职业是贩卖某种贝壳类的海鲜，产自北方寒冷的海域，必须冰镇才能保鲜。
天亮后，梦中情景渐渐在蔡骏心中萌芽，酝酿，细细地编织缝合……他将身心陷于密室的苦恼融入创作，借雷雨、李雪贝等人物的内心密室，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蔡骏用了几乎一整年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其间，每次改动都是一场浩大工程。2021年年初，他实地考察了小说里写到的几处地点，比如兰陵街和海上邨。而后，他又用了半年打磨作品，最终呈现出了《一千万人的密室》。
对蔡骏而言，这部作品的重点，并不在于作案现场的“密室”，而在于故事发生的大环境——一千万人的密室。在中国有许多超过一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当这些城市因一些缘故受困，而主要的案件线索和嫌疑人都在这座城市的范围之内，那么就构成了一座超大型的密室。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能是罪恶的帮凶，每个人也都有机会匡扶正义。“用罪恶拯救罪恶，只会让罪恶流毒更深，而真正的正义，虽然如剔骨疗毒般无情，但却是唯一最终的解法。”在这部作品中，蔡骏除了对罪案的讲述，还勾勒了一条“人如何在命运的玩笑之中，挣扎求活”的暗线。从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被罪恶摧毁的人生和亲情，到席卷每个人的历史，小说人物在故事的发生与转折中，千回百转，互相伤害又彼此救赎。
在蔡骏看来，所有小说中都不存在绝对的罪恶和正义，恰恰相反，很多时候“罪恶假正义之名而行”。主人公雷雨便是很早就洞彻到了这一点，方才成为一个玩世不恭之徒，似乎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善恶，自己的人生也只能隐藏在灰色地带。然而，当雷雨与李雪贝的命运深深纠缠，当他感受到了深刻的残酷和巨大的罪恶时，那么也就说明“他此时此刻真正凝视到了深渊，尽管深渊同样也在凝视着他”。
《一千万人的密室》全篇采用第一人称，让读者很容易就会代入角色，从中体会到推理揭秘游戏的快感。读者看到的所有语言，其实就是小说主人公雷雨的语言和内心世界。蔡骏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犯罪现象、社会新闻等，但却并没有刻意去强调这些元素，更多的还是想借此表达其深层次的社会性与人性。除此之外，他还将音乐、绘画、饮食、文学等多方面知识元素加入写作中。
“我希望用到大多数中国本土类型小说中尚未出现过的语言风格。哪怕读者为之感到陌生，但也会留下深刻印象。我希望这本书是需要慢慢读、细细读，需要在字里行间和每一个比喻、每一个象征中，挖掘出阅读本身的乐趣与背后的意义，而不仅仅只是快速浏览完一个好看的故事，否则，这和在抖音快手上的几分钟读完一本书或者看完一部电影有什么区别呢？”蔡骏说。
近10年来，蔡骏的作品有了许多变化。直到《一千万人的密室》，其实已很难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某种类型来定义，这里有社会派，也有一点本格，更有硬汉式的人物（抑或是假装的硬汉）。而对于蔡骏来说，最有意义的其实还是语言和腔调。“雷蒙德·钱德勒给我打开了一扇语言的窗户，一道腔调的大门，帮助我逃出令人窒息的文学密室。”蔡骏说。
在蔡骏看来，他有3种语言风格，一种是日常的书面语言，一种是《春夜》式的改良上海方言口语，还有第三种便是类似于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式的语言风格。“我很难说哪种更好，也许越朴实无华的才越难写吧。我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有时候也会缺乏耐心，这是需要自我批判的，再沉下心来，再专注一些，也许会发现更广阔的天地。”蔡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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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米：虚实交融让悬疑写作更加迷人
张天笑 马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作为一名悬疑作家，雷米以独具一格的犯罪心理小说闻名。继代表作《心理罪》后，近几年来，雷米又陆续创作了《人鱼》《殉罪者》《智齿》等作品，在女性成长、冤案追凶等社会热点问题上发力。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雷米形成了深沉凝重、犀利讽刺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最吸引人的不仅是硬核的犯罪心理学专业知识，更是隐藏在背后对于社会现实的剖析与关注。
给创作以生命，让故事自己成长
雷米始终坚信，一个好故事是有生命力的，最终如一棵枝繁叶茂、蓬勃生长的大树，长成自己应有的模样。雷米认为，创作者其实是故事的第一读者，创作的过程则是忠实地记录这一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雷米在创作前不会先构思完整的故事，而是仅靠一个片段或者概念去创作，这样的做法像是在土壤中埋下一粒种子，让它自由发芽生长。
这种由心而生的故事，没有刻意地反转和迎合，同时生活中闪现的灵感和桥段，也会让写作妙趣横生。比如在《画像》中，雷米很随意地将办公室的门牌号设置成方木寝室的门牌号，当写作到中段时，却意外地发现“313”这个数字可以和故事中涉及到的数字序列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这样的惊喜也让雷米更加坚定自己的创作方式。
《心理罪》的每一部小说的结构与背景都是雷米精心设计的，融合了他不同的用意。在构思《画像》和《第七个读者》时，刚好是雷米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于是他就地取材，将《第七个读者》作为“一个终身要和犯罪打交道的人的最初启蒙”，让方木在悲剧中觉醒，也让他的天赋在伤疤中刻下烙印。
在雷米动笔写《暗河》之前，曾陷入过创作瓶颈，过去的写作计划被全盘推翻，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某次偶然的机会，雷米与学院的一名测谎专家吃饭，他建议雷米不妨在创作中加入测谎的情节，这个建议大大启发了雷米。“测谎”这部分情节既符合现实中测谎的基本原理，保留了专业度，又为小说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完美达到了专业性和戏剧性之间的平衡，让读者抚掌大呼过瘾。
塑造人物，而非选择人物
在悬疑小说的创作中，极具悬念感的故事情节和精心的布局能让读者欲罢不能，而对于人物以及复杂人性的刻画却是一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心理罪》多年来备受读者青睐，不仅是因为雷米以独特的目光聚焦“堕落的天才”“拐卖妇女”“越过法律审判正义”等议题，小说主角方木身上所散发的人性光辉同样令人着迷。与大多数悬疑小说中的主角不同，方木给人的感觉并非是充满阳光的，他身上充满背负回忆的沉重感，读者会因他的痛苦而揪心，也会被他的勇敢和执着打动。同时，他也有着极强的共情能力和骨子里的善良。
在雷米笔下，亦不乏充满悲剧性或近乎执迷的反派人物，这些人物对小说的主题表达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化场》聚焦冷门题材——心理实验，即通过行为干扰人的心理，改变受试者的行为模式，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秩序的世界。大反派杨锦程想通过教化场计划实现他的野心，但在以方木为首的警方层层攻破下原形毕露，“这种计划不会成功，因为它是违背科学伦理的。人，永远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这是雷米想传递给读者的。
女性角色在悬疑小说中有其独特的魅力。一方面，雷米选择在《城市之光》里加入之前没有的感情线，将米楠、廖亚凡与方木的情感纠葛呈现给读者，无疑把方木内心的矛盾表现得更加极致。“在我看来，情感线的描写仍然要起到塑造人物的作用。发自内心的爱情中，人是会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的。”雷米说。
另一方面，女性议题是近几年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中，对于女性困境的书写层出不穷。同样，在雷米的悬疑小说中对此有所发力，女性角色摆脱了单一的“工具”属性，譬如《心理罪》中干练、细腻、勇敢的米楠，《人鱼》中坚韧、自强的苏琳，都令人印象深刻。“女性同样可以是坚强的、隐忍的、意志果决的主角形象，她同样可以在一个悬疑故事中展现出勇敢、善恶分明的状态。”雷米说。
虚实相融，赋予作品真实性与艺术价值
在创作中，雷米综合了许多门类的专业知识，如行为主义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刑侦学以及法医学等等，对于悬疑作者来说，掌握这些刑侦知识是写好悬疑小说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由于雷米本身是一位公安教育从业者，所以因地制宜，将小说的背景设置成刑事案件，创作起来得心应手。
“悬疑小说的创作固然是有门槛的”，雷米说，未必一定要以刑事侦查作为主线，好的作者都是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开始写作的。对于没有相关知识储备的作者，雷米建议不妨从自己更熟悉、更了解的领域入手，或许反而能与悬疑题材碰撞出更加精彩奇妙的火花。
雷米的创作风格多样，不仅有《执念》（原《殉罪者》）这样典型的多视角、多线交错叙事，还有《人鱼》这样大胆挑战以男性作者去写女性视角的故事。在创作《执念》时，雷米为每个角色梳理了单独的大纲以保持创作中的思路清晰，从而巧妙地把握不同角色在剧情中的进度，使他们彼此之间互有联系又保持独立。
对于雷米的中短篇小说集《智齿》，他自己这样评价，“如果把长篇小说形容为一部娓娓道来的电视剧，那么中短篇小说就是一部爆点密集的电影”。雷米认为，在叙事节奏上，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有很大区别。同样在人物塑造方面，长篇小说中，作者可以有足够的篇幅去展现一个人的全方位面貌，而在中短篇小说里，由于篇幅的限制，需要作者以更加极端和尖锐的冲突事件来集中放大人物的某一方面特质。对于创作题材，他很想尝试其他类型的作品，如科幻题材、纯文学作品等，希望将更多精彩的作品呈现给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