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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北京市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诊室内人头攒动。
“你看爷爷脖子上挂的小飞机，飞机飞来啦！”从上级医院退休返聘的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医生史彦智有一套让患儿安静下来的方法，“飞进衣服里做检查”，他一边模仿小飞机的语气分散患儿注意力，一边用听诊器快速检查患儿心肺情况。“用孩子听得懂的话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孩子看病时的抵抗情绪。”史彦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诊室里，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主任李素芳与史彦智相对而坐接诊，每次使用听诊器前，她都要将听诊头焐热，消解孩子就医时的紧张感。“在儿科待久了，每个儿科医生或多或少都会积累一些与孩子相处的经验。”李素芳说。
整个上午，来儿科诊室就诊的患儿络绎不绝，孩子们有过敏的，有肠胃不适的，但这个季节最多的还是感染呼吸道疾病的患儿。
几乎每个患儿身后都跟着多位家长，而每位家长对孩子的病情都会有诸多疑问。这时，李素芳与史彦智便会不厌其烦地多次向家长解释、叮嘱。与在三甲医院接诊全国的患儿不同，社区医院里大多是在周边生活的患儿，医生与大部分患儿家长早已熟识，免不了多询问几句。
不知不觉忙到了中午12点，李素芳与史彦智错开时间急速去食堂打饭、吃饭、洗碗筷，不到10分钟便又回到了诊室开始工作。李素芳说：“我们社区医院地方小，人手也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都很着急，不好让人家等着。”
“儿科荒”下，社区医院迎战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
“现在好多了！前段时间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我们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算食堂给我们留饭也顾不上吃。”李素芳说。
2023年11月23日，国家卫健委指导各地对外公布了本地区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信息，方便患儿就近就医。11月底，北京市朝阳区在健康朝阳公众号上发布了辖区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清单。自那以后，各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咨询电话越来越多，就诊患者也明显多了起来。
当时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多数基层医疗机构一样，收治轻症患儿，向上级医院转诊病情较重的患儿，为在上级医院已确诊的患儿提供治疗服务。
“之前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会先带他来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一是因为距离近方便，二是对这边的社区医生比较信任。”家住孙河社区的患儿家长刘月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前不久，她的孩子得了支原体肺炎，因为症状严重，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建议她转诊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在儿研所，生病的孩子非常多，刘月红与孩子一直到后半夜才拿到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最终，她决定带着孩子回社区医院治疗。
据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孙丽介绍，去年年底，根据患儿数量变化，医院将原本每天一名接诊医生调整为每天两名，从储备人才中调拨两名儿科护士承担日常雾化吸入、输液等治疗工作；同时准备了充足的用药，常见药大概准备了一周的量。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样在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迎来了挑战，“高峰期，楼道走廊里全部都是等待就诊的患儿和家长。”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据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金颖介绍，他们在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增加了呼吸道“五联”检测，甲流、乙流也可检测；开设了快速取药门诊，优化就诊流程，提高就诊效率；培训了9名全科医生提供儿童医疗服务。
全科的诊疗范围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以及急诊科疾病、康复医学疾病等，诊疗范围较广。“对全科医生进行相关培训是可以作为儿科医生后备力量的。”金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台静敏就是其中一位全科医生，高峰时期她白天接诊，晚上参加培训学习，平均每天接诊70余名患者。
2023年12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2023年11月26日至12月24日，基层每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占到全国医疗机构呼吸道疾病诊疗量的40%左右。
一轮冬季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儿科荒”再一次成为热门公共话题，一些基层社区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儿科荒”方面也释放了潜力。
“不是我多抢手，是基层儿科医生实在短缺”
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2015年，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显示，通过几年努力，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医师数量已达到428.7万人，其中儿科医师20.6万人，较2012年增长了102%。
史彦智从上级医院退休后，多家社区医院儿科诊室都曾向他抛出橄榄枝，“不是我多抢手，是基层儿科医生实在短缺。”史彦智说。
1999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儿科学专业，全国大多数医学院都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专业。随着儿科医生紧缺越来越受关注，2016年，我国儿科本科专业停招17年后，多所高校恢复了儿科学本科专业招生。
史彦智说：“一名成熟儿科医生的培养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中间的空缺很难在短时间内填补上。”
李素芳回忆自己接诊的一位患儿，家长告诉她孩子哪里都好好的，但就是一直哭，不知道是怎么了。结果李素芳用压舌板一压，发现孩子的嗓子都已经很红了，家长却没发现。“儿科是哑科，小孩子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的，确定病症只能通过家长叙述与医生的观察，但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家长很可能表述错误，非常容易将医生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时就需要儿科医生的丰富经验。”她说。
台静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全科医生对内外妇儿科都应该懂，以适应临床需要。“因为我们学医学的都知道，小儿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科不是内科的简化。小儿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动态过程，许多指标和用药都有别于成人，所以作为全科医生，在儿科方面需要知道得更多，付出得更多。”
孙丽说，儿科医护执业风险高，大多需要根据经验来诊断和用药，并且现在家长都把孩子看得很重，导致医生和医院的压力也很大，部分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
金颖说：“这轮感染潮的持续，给大小医院的儿科医生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儿童专科医院部分门诊常年饱和的工作状态，使得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在社区医院发展儿科是大势所趋。”
解锁“儿科荒” 答案在基层
“解决‘儿科荒’不在于建多少大型的儿科医院、综合性医院，而应该落实到基层，落实分级诊疗，让基层医疗机构解决更多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把疑难重症交给三级医院与专科医院；发展基层的儿科实力，应将更多的全科医生培养成为儿科后备力量。”孙丽谈到，“这样才不至于大半夜孩子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往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跑。”
孙丽表示，这些都需要提早布局。
“2021年4月，我们医院正式回归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结合周边社区居民需求，决定扩充儿科。直到去年，我们才招到一名儿科医生、两名儿科护士作为储备人才。”孙丽说，“此轮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我们社区医院相比其他基层医院在应对方面会从容一些，靠的就是多年的积累。”
可以看到，部分家长还是存在“大医院迷信”，引导患儿家长主动到社区医疗机构首诊，社区医疗机构的口碑与服务很重要。
“我们在技术和实力上没办法跟三甲医院比，但可以在服务上多花心思。”史彦智说，孩子生病了家长难免急躁，问的问题比较多、比较杂，这都可以理解。“人家来找我看病，我诚实一些，能治就能治，不能治就及时帮家长转走；向我咨询，我耐心一些，多讲一些；一点一点赢得家长的信任，下次孩子再有问题还会来找我。信任和口碑不是靠宣传赚来的，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在探索基层社区医院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与周边居民强联系的优势，设置24小时电话咨询热线，由值班领导负责；分类建立各种家庭医生微信群，及时在群内答疑解惑，让社区居民生病了第一时间想到找社区医院。
面对儿科医生短缺的情况，大部分医院都在探索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模式。李素芳便是全科转儿科的成功案例。
2019年年底，院领导希望李素芳能从全科转到儿科，增强儿科诊室力量。起初她并不愿意，觉得儿科太小、领域太细，发展前景并不好。院领导开诚布公地跟她谈了医院对于儿科建设的规划，谈她转来儿科后的职业发展规划，最终，李素芳被领导发展儿科的决心与诚意所打动。
经过一年的转岗培训，李素芳成为儿科医生。接手工作后，她一度非常紧张，担心与家长起冲突。
在这次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一位宝妈的理解让她印象深刻。这天晚上，李素芳正准备下班，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看病，怀疑孩子是呼吸道感染，但当时检验科已经下班，李素芳告诉他们如何居家护理后劝他们第二天再来，“我解释了医院有规章流程，但当时那位宝爸非常着急，觉得我人就在这里为什么不能看病，冲着我大喊大叫。那位宝妈将他推出诊室，向我连连道歉，说理解我工作不容易，当时心里非常温暖，忍不住地掉眼泪”。
“能得到家长的理解是很幸福的，而最有成就感的时候还得是看到患儿痊愈后重新恢复活力，之后出现问题，家长还会想着带孩子来找我。这代表着家长的一份信任，也是我作为儿科医生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李素芳说，“如果医院对儿科足够重视、对儿科的人才培养有规划有计划，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愿意加入儿科。”
“儿科诊室要发展得引进人才，还得能留住人才。”采访的最后，孙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聊起了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诊室未来的规划，“我们希望将儿科作为重点诊室打造，不会仅仅满足于设立儿科门诊，将来还要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的儿科平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记者 刘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