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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上述四句诗出自白居易的《放言》，其中提到的“钻龟与祝蓍”是两种古老的占卜方法。钻龟即用龟甲钻孔烧灼以观吉凶，这种龟甲上写的文字，就是近代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中的一种。
这种占卜方法在民间一直流传。1994年，重庆云阳县明月坝遗址唐代地层中出土了3件龟腹甲，甲上施圆形的钻孔，有的有灼，有的无灼，正面有兆枝，但未见卜辞。明月坝出土的龟甲很可能是当地居民求雨所用。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诗中写道：“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即是描写三峡人为求得播种的最佳时机，利用龟甲占卜以求雨。
这种风俗宋代还有，李复在他的《夔州旱》中就说：“夔人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卜龟雨。”龟卜在唐宋依旧盛行，所以白居易能够将这种方法写到自己的诗中。唐太宗贞观九年曾经下诏“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说明龟卜还被官方认为是一种比较正统的占卜方式。宋太宗年间编纂的《册府元龟》，书名也保持着龟甲占卜的记忆。宋代以从事迷信职业的人很多，王安石曾经说仅开封一地，卜者就“以万计”，其中应当不乏以龟卜谋生者。
祝蓍占卜不为今人所知，但是这种占卜方法的历史同样悠久。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龟策列传》，列传中对蓍草占卜有非常详细的阐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
蓍草是一种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古人占卜所使用的蓍草，是秋后采割的蓍草的干枯棱柱形茎秆，其状直且硬。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蓍千岁而三百茎，其本已老，故知吉凶。”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历代蓍草论”认为，“蓍乃蒿属，神草也。故《易》曰：蓍之德，圆而神”。明代王世贞辑、汪云鹏补的《有象列仙全传》一书中，绘有书房内读书的文人，案头摆放着插着一束蓍草茎的蓍草瓶。
明代晚期复古思潮盛行，不过与宋朝的复古是为了振兴儒学不同，明代的复古更多反映的是明朝文人对“纵乐的困惑”。新加坡学者康格温在《<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中，就专辟一节讨论“文人的焦虑”。在晚明日趋奢华的氛围里，在时局的纷争与命运的不定之中，晚明的文人通过复古等活动，标榜身份认同。在忧虑之日、彷徨之时，一介书生抽一把蓍草，大概也能抚慰一下焦躁的心情。
熟悉玉器的朋友一望便知，这件蓍草瓶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多节琮非常相像，所以，现在的学者多以琮式瓶来称呼这种形制、不同质地的瓶。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通神的法器，表现了良渚人的宇宙观，具体的认识和解读又因人而异。这种器型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绵延不绝，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到明代的蓍草瓶，似乎又有一种隐藏的脉络将它们相连，让人不得不思考民间知识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这种内圆外方的筒型玉器，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中能够看到，如学者许晓东所言，这些玉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良渚文化玉琮为代表，表面装饰神人兽面图案，孔径有大小之分，小孔径的琮目前看为良渚文化所特有；一类以华西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为代表，表面多光素，或装饰弦纹，孔径相对较大。即使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器，有内圆外方者，也有作圆筒形甚至带盖者，大小、形制、出土部位以及伴出器物有的并不相同，因此被区分为琮、柱形器、筒形器、管类器，暗示着其功能的非单一性。可以说玉琮形器在其作为“物”使用的年代，对它的理解就是多义的。
在崇尚“中兴复古”的宋代，琮式器物又有了较多出现，如四川发现的30多处南宋窖藏中，就有3处发现了青铜琮式瓶和龙泉窑烧制的琮式瓶。这些琮显然不是作为礼器使用的。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杜良臣的《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中，笺纸的底纹上印制了一只放在方座上的琮式瓶，瓶中有一朵盛开的水仙。琮式瓶的插花功能延续到了明清，在明代的几种花谱书籍中都有记载，如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青东磁小蓍草瓶……俱可插花。”
至于插花的琮式瓶为什么在明代被称为蓍草瓶，台湾学者谢明良在《琮瓶再议》中推测“将琮瓶称为蓍草瓶，既有可能是明代人观察到南宋琮瓶瓶身边角两侧所见类似八卦爻画引发的联想，也不排除蓍草瓶之称谓本身竟是来自宋代”。
玉琮是中国古代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器物，现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对它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既有对它最初使用本义的探讨，如良渚玉琮的原始含义、其与齐家文化玉琮的联系和区别；又有它作为“古物”之后的存在方式与意义，如是花瓶还是蓍草瓶？还有琮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之后，我们对它的阐释；更有琮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出现在今天设计的建筑、装饰、生活用品上的重构。
人的生命有多种解读，物的生命也有多种解读。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杭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