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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6月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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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手铲刮开黄土,他们与夏文化对话

张琰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4年06月28日   08 版)

    《手铲释天书》书封。大象出版社供图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篇章,然而,关于夏代的直接史料较少,很多信息都隐藏在地下,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追寻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的真容,成为一代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学术使命和担当。

    从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开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代代探索者手持手铲,刮开黄土,寻找夏文化的灿烂辉煌。有这样两本访谈录,似手铲之于考古,是窥探夏文化考古学的窗口,它就是《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考古学家。本书首版于20年前,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本次修订,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对18位出生于20世纪30-60年代的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

    两本书,42位考古学家,80余万字,一部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对于后继的夏文化探索者,这两本书可以让他们观察前人做了什么,前人怎么做的,哪些研究是典范;对大众而言,则可以了解考古人怎么探索夏文化,为什么耳熟能详的夏王朝那么难找到。

    这群人栉风沐雨,默默无闻地跋涉于田野工地之间,苦苦寻觅着与祖先对话的契机,缀合着历史可能出现的缺环,修正着后人对前人的认识,解读着天书般的人类文化遗存。

    拉开夏文化探索序幕的徐旭生,在河南偃师境内勘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十分难走,他坚持冒雨调查完毕。待到徐旭生一行人冒雨在土路上跋涉十余里回到住所时,已经是晚上9点,早已过了吃晚饭时间,只得以冷馍充饥。第二天,他又照常外出调查。

    发现二里头一号宫殿的殷玮璋,一次和两位同事对洛河下游作夏文化相关考古调查,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吃住皆不好。有一天因调查回村的时间太晚,无法回考古队驻地,只能借住小旅社,结果那些臭虫和跳蚤太多,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到大队柴草房中借宿。访谈中,殷玮璋回想起他们3个人被臭虫和跳蚤咬得满身大包、哇哇直叫的样子,感慨道:“我们当年称为‘跳蚤之歌’的情景,大概再也不会发生了。”

    李伯谦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二里头参加发掘实习时,和学生们一起拼陶片。陶片按单位摊在地上,人蹲在旁边,低着头一片一片地摸,一片一片地拼对,将一个单位成千块破陶片按质地、纹饰、器形逐一归类,最终分到个体,再对有可能复原的器物粘对复原,不仅要动手,还要动脑子。李伯谦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一对就是一天,腰酸背痛,但谁要是复原粘对成一件完整器物,一切疲劳便一扫而光,不仅他痛快,大家都跟着高兴。”

    主持王城岗遗址发掘的方燕明为了找到夯层和夯窝,摸清夯土的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特点,在清理夯土的过程中,顺着沙层用小竹签一边剔一边吹,吹掉沙子后,发现了卵石印痕的夯窝。自此还原王城岗夯筑的过程:王城岗土质黏性较大,打夯的时候,黏土会粘到卵石夯具上,需要每铺一层土先撒一层沙再夯实。因此,就有了“王城岗的夯土是方燕明吹出来的”之说。

    一个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人”的故事,记录了几代专注于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著书立说的背后,虽有寂寞和困苦,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收获。42位考古学家的思想,汇流成迄今夏文化研究的历史、成果及共识。可以说,夏文化研究在立场、材料、方法等诸多方面,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考古者是持灯的人,让我们翻开《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跟随他们去穿越历史的隧道,触摸夏的大门。

    (作者系大象出版社编辑)

张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06月28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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