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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过砾石、苔藓，往冰川深处去，十几个年轻人的身影隐入灰色冰川，像一个个缓缓跳动的彩色鼓点，敲击出问号和惊叹号。两侧边坡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声音，细微的破碎声被开阔的山谷放大——整座冰川正在消融退缩。冰舌处的指示牌告诉所有人，如今的冰川末端碎石滩，也曾傲然挺立过大山。这座约在30万年前形成的冰川，仅在2019-2021年，就后退了约133米，后退速率高达66.5米/年。
离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海螺沟冰川已有一段时间，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学生段云鹏仍有“戒断反应”，身不在，心还留在那儿。他记得山间云雾散去，海螺沟巨大的冰瀑露出真容的震撼瞬间，那是目前我国乃至亚洲考察发现的最大一条冰川瀑布。
冰川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显著的指示器。15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加入“冰川与气候变化青年科学探索活动”，来到冰川消融的第一线。海螺沟展示冰瀑，贡嘎山露出主峰，自然主动向他们揭开了面纱，他们感叹，“大山接纳了我们！”而这群年轻人，也想为冰川做点什么。
是否还记得几年前冰川的形状
每次踏足海螺沟，冰川融水的出口处——城门洞都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冰川消融已是“肉眼可见”。
这是世界上同纬度海拔最低的冰川，它所在的贡嘎山地区，与千万人口城市成都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作为我国海洋性冰川发育的代表性山区，贡嘎山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吸引了科学家们的目光。海洋性冰川因在降水充沛的季风海洋性气候下形成而得名，消融快、活动性强。
贡嘎山主峰周围的74条现代冰川中，海螺沟冰川是最长的一条。2003年，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巧第一次踏上海螺沟冰川，就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冰川形态饱满，冰瀑倾泻而下与冰舌相连，长达5公里的冰舌充填于海螺沟山谷，末端下伸到海拔2850米左右的森林之中，景象异常壮观。
而小冰期以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和物质亏损加剧，海螺沟冰川舌表现为持续退缩。截至2021年，总退缩距离已超过2.63公里，近两年，退缩趋势加速。
“是否还记得几年前冰川的形状？”刘巧常常会在朋友圈里发布冰川对比图。他的手机软件实时接收着自动监测站返回的数据和图像，在增增减减的灰、白、绿色块中，气候变化已不再是秘密。
曾在加拿大学习冰川水文的柴子杰，想要亲眼看一看、摸一摸我国的冰川。她看过温哥华附近的冰川，如人们想象中的白而平整。出乎她意料的是，海螺沟冰川看起来却“不像冰川”，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灰色的表碛，那是冰川运动的过程中，所挟带和搬运的砂石构成的堆积物。融水流过，洁白晶莹的冰体就会裸露出来。
成都理工大学岩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广喜欢听在冰上踩出的咔哧咔哧的声音。研究地质灾害的他发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近年冰崩发生概率增大，对当地居民生命安全、工程设施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大自然威力强大，又脆弱无比。”他在野外调研时目睹过多次小型冰崩，他说，关注冰川在当前气候环境下的变化规律至关重要，希望为冰川灾害的监测预警提供科学依据。
在一众来自冰川、冻土、泥沙等专业领域的青年之外，还有一名翻译郑旻。她曾给儿童翻译生态类图书，这一项目做了3年，最后郑旻发现，问孩子们了解哪些与生态有关的知识时，他们仍说不出来。郑旻报名这项活动，就是想亲身感受、交流，为生态环境科普教育探索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因为难，克服它才有意义
团队中的许多年轻人此前没有实地攀登冰川的经验，野外实践第一天，他们从学习使用冰爪开始，一步一步在冰壁上刻下足迹。
第二天，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研究员田立德教授如何钻取浅层冰芯。先是有几个人爬上冰川，很快后面全都跟上来。年轻人主动向前冲的这股劲儿给田立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知道冰钻刀口锋利，生怕这些年轻人受伤。
意外还是发生了。讲解中，段云鹏想帮忙取冰芯，此时冰芯离开冰体已有几分钟，上午的晴空使冰芯不断融化，冰芯和冰钻的腔体间产生空隙，滑落的冰芯撞到了固定冰钻的卡扣，卡扣又打中了段云鹏的大拇指，鲜血瞬间喷出。段云鹏没有惊慌，他握住手指止血，被当地人领去泸定县人民医院缝了两针。
这段小插曲没有耽误段云鹏后续的活动。他所在的这个领域，有太多科研人员与死神交手的时刻都在谈笑中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出发前，中国科学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世昌就与这群年轻人分享过他的生死时刻。200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第四次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当时36岁的康世昌任队长，科考队队员首次登上了海拔7200米的高度。发烧、高反袭来，有的队员扛不住哭了。他仍然记得，采集环境样品时，风刮着雪粒，拍打在脸上如同刀割，采样不能戴厚手套，坚硬无比的雪，要非常使劲儿才挖得下去。在海拔6500米左右的东绒布冰川垭口，驮运科考设备的牦牛也无法继续前行，所有的设备只能靠科考队员手提肩扛。正在东绒布冰川垭口采样的康世昌突然掉入半米宽的冰裂隙中，冰裂隙被雪覆盖，很难看见。他只能在风雪中大声呼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有人来找，用绳子把他拉了上来。
一次掉进冰湖的经历，成为此次活动指导老师、青年探险家温旭的人生转折。2017年，正在青藏高原科考的温旭掉进龙匣宰陇巴冰川的冰湖中，他凭借多年的高山活动经验成功自救。想到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他感到十分后怕，开始思考自己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些什么。从2017年开始，他先后发起“<2℃计划”“极地未来”公益机构，并希望通过登顶珠穆朗玛峰、穿越格陵兰岛和南极大陆的探险活动，呼吁更多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刚开始，田立德也怕，即便是小冰川，他也高反得厉害。他清晰地记得1995年8月，自己的胃吐空了，还是坚持爬上冰川工作。返程到青藏公路，还要走10公里。大雪往衣服里刮，他快要支撑不住，一度绝望到想干脆倒下“解脱自己”。但田立德的老师们不走，一直在前方20米处等他。他硬挺着往前挪，老师们也挪。从下午1点走到晚上10点，直至最后瘫倒在青藏公路上。
“我觉得我是死过的人，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赚的。”那次之后，田立德再也不怕了，不怕苦，也不怕遇到问题。一次次经验积累后，他逐渐适应了高原，不管走得多累，都能存下20%的力气，他称作“救命的力量”。
故事总是伴随着笑声，听故事的年轻人并没有因此畏惧或顾虑，而是从前辈的云淡风轻和乐此不疲中看懂了热爱。
柴子杰说：“因为它难，所以克服它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越难，你看到的景象越是常人所看不到的。”
在田立德看来，年轻人需要有迎难而上的品质，但他不希望年轻人总是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吃苦，更不想把别人吓得不肯去做”。可以确定的是，新技术的发展正为科研人员保驾护航，科考工作已变得更加安全。
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未来
冰芯是一本厚厚的日记，写满了地球的气候秘密。研究冰芯数十年的田立德说，青藏高原冰芯中的氢氧同位素可以分析出整个青藏高原甚至整个太平洋的温度变化，也记录了大气环流过程的影响。
“可以在冰芯中了解过去，能不能通过冰芯预测未来？”有青年代表提问。
田立德说，预测未来的基础就是了解过去的变化规律，过去驱动着未来。过去的气候变化是一面明镜，“我们虽然做的一直是过去，但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未来。我想这就是我们研究气候变化的意义。”
科学家在格陵兰岛冰盖中提取的冰芯表明，铅的浓度在20世纪短时间内倍增。彼时，欧洲和美国用的汽油中都含铅。后来，政策制定者推动了无铅汽油的使用。
有关降碳的最初认识也来自冰芯档案的读取。目前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接近420ppm（浓度单位），这是冰芯记录的过去300万年档案中不曾有过的数字。尽管以更长的周期来看，地球一直处于气候波动中，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如此剧增的幅度是史无前例的。
冰川的变化塑造了人类的历史。阿尼玛卿山是黄河源区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当地的藏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冰川退缩的距离；玉龙雪山景区旅游带来的收入占当地总财政收入相当大的比例，冰川景观关乎生计。冰川与人，相依相惜。
2019年8月18日，冰岛失去了奥克冰川。当地人为它举办“葬礼”，纪念碑上刻着一封给未来的信：我们知道在发生什么，也知道该做什么，但只有你们知道我们是否做了。
面对气候变化，我们能做什么？面对不可阻挡的冰川退缩，冰川研究有何意义？这也是许多年轻人的疑问。
“起码我们可以去延缓这种趋势。”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路子建说，现在已有给冰川“盖被子”等措施减缓冰川消逝，“我们尽量去做一些前置性研究，当它真的发生时，起码能够很好地应对”。
对于海螺沟冰川而言，2022年“9·5”泸定地震的印记还未完全抚平。刘巧建议，在重建的时候，应当考虑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冰川灾害可能带来的影响，更加有针对性地设计冰川旅游的设施和路线。
让更多人知道冰川、保护冰川、自觉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到处套用的参考答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范星文以冰芯库的建设为例，带动公众参与，提出了实实在在的设想。例如，引入VR技术，让公众体验冰芯钻取和运输保存；将一些简单的室内实验交给公众，由专业人士带领完成；通过认领冰芯，赋予冰芯浪漫的寓意，支持冰芯库可持续地筹建。
田立德在做的，也是这样一件事。他常参与科普实践，冰芯的秘密在他的广泛讲述中已不再是秘密。田立德希望在年轻人心里点燃火苗，让他们去做一些有突破的、创新性的研究工作，解决那些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只在冰冻圈，还要投入到广阔的深空、深海中去。
56岁的田立德依然在一线爬冰川。在下雪的时候去爬长着草的冰川边坡，尤其困难，“一踩一个跟头，一踩一个跟头，甚至摔得不想起来，因为起来又是一个跟头”。但攀登冰川的人相信一个答案——有人问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关注珠峰？”他回答：“因为山就在那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