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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都说我作品的优势是生活化，其实我笔下的故事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真实。”吕铮说。这位写出过《三叉戟》《纵横四海》《打击队》等警察小说的知名作家，在写作之外，不过像是一名每天都能见到的普通邻居，随时准备侃侃而谈。
希望从小说创作中挖掘、解密社会与人性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家庭里还没有电脑，除了去影院，在家想看电影需要租录像带。“年轻的时候可玩儿的不多，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小区门口租带子。”吕铮回忆道，“为了抢着看热门电影，我一次租了10盘录像带，结果租完才知道要第二天就要还，一天之内连看了10部影片。”大量沉浸式的观影，随风潜入夜般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吕铮崇拜英雄，生活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上警校、当警察。从警3年后，吕铮作为主办侦查员开始主办案件。一次行动中，他抓获了一名自称是日裔阿根廷人的犯罪嫌疑人，但当案件侦破以后，他们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竟然是女扮男装，甚至都不是外国人。吕铮利用这个故事核，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黑弈》。
这个案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一些全新的理念和想法层出不穷，各种新型犯罪也在黑暗中滋生。在出版了多部小说之后，吕铮又琢磨起了最初那个案件。“我总觉得写出来的只是浮在表面的部分，嫌疑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为什么要裹挟同伙进行犯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侦查虽然结束了，嫌疑人也受到了惩处，但其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人性幽暗地带却未能探寻。人性和人心深不可测，这才是文学最应该挖掘的东西。”在这本书出版20年后，吕铮说，他正在和编剧朋友尝试创作电影《黑弈》，“想要把当年的案子‘再破一次’，挖深挖细的同时，让人性与时代共情”。
创新，其实就是真实的故事
对于写作，吕铮有自己的坚持。他认为，写作要对得起良心，“自己写得不好，一定不要奢望读者喜欢”。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在写作中，一些创作者往往会掉进自己虚拟的怪圈里，毫无生活感的习惯性思维容易让一个故事变得乏味又无趣。
一些人认为，刑侦剧作者的创作灵感多来源于日常工作中，但在吕铮看来，生活化的思考和扩散性思维远比这些重要。“日常工作是素材的基础，但仅靠素材是远远不够的。能从生活中提炼出真实，并对真实进行艺术加工，形成艺术的真实，这才是作家需要做的事情，绝不是对生活真实的照搬。”
在创作中，吕铮会保持自己作为警察养成的习惯——条理性、自律性，按他的话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要“驾驭自己，学会让灵感驾驭肉身进行创作”。他会把整个故事的人物、人物关系、故事脉络画成图，不断修正。每一个段落他都会按3个原则反复推敲：一不能走寻常路，常规的方法尽量不用，把生活的细节和写作的技巧融合，作为推动剧情的方法；二信息量不能少，要“棋在棋外”，每个段落在兼顾功能性的同时要加入专业性和趣味性，同时把“道具”和“意象”藏在过场和台词中；三要写出自己的特色。作为以警察为主视角的创作者，吕铮要求自己的作品不能重复，力争每一部小说都是新的尝试、新的突破。“所谓瓶颈，就是提升的阶梯，所谓创新，就是新的开始。”吕铮说。
理清楚“三叉戟”的关系
吕铮认为，如果说编剧是“发现”，那作家就是“孕育”，而“育种”是其中关键的一步，“好的故事会先有一个‘故事核’，然后要埋进土壤中，再用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作为阳光雨露培育它，任由其自由生长”。在吕铮看来，涉案小说或者是涉案剧，绝不能限制剧情走向，要根据剧情水到渠成地推进，才能在“相同”中寻找“不同”。
在吕铮看来，人物、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就像是一部作品的“三叉戟”：它们来自同一底座，互相支撑，互不可分。“写作需要不断试错，在战斗中前行，不要想着一蹴而就、一气呵成，那不会是个好作品。”吕铮相信作品需要反复锤炼才能精益求精，“再好的构思也比不上动笔的尝试，不断试错，一稿、二稿、三稿，很多时候新的灵感会跃然而出，甚至到了最后，辅助剧情变成了主线剧情，配角成了主人公。但最终形成的文本，是作者全力以赴的结果，这才能无怨无悔。”
“写作最重要的其实就两个，自己写着开心，读者读得开心。”吕铮伸出两根手指，一根根掰着解释，“好的作品一定是不晦涩的，我从不企图向读者‘交代’什么事情”。对于写作节奏，他坚持将“让自己写得爽”作为第一目标，坚持自己的审美。“对于一部新作品，我会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能不能做，首先要与前作不重复，不断突破自己，对得起自己创作的良心。”他补充道，“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初心，那写作就没有了意义”。
吕铮话说完，给人一种感觉，仿佛他胸中警察的炽热的灵魂，依然在熊熊燃烧。
杨逸杰 记者 周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