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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别”就是我与亲人一种持续的状态：我们每隔一段时间相逢，相逢再别离，别离再相逢，不断地重复，直到父母亲，终有一天起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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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湖北省武穴市一个叫“邓垸”的江边小村落，他们都靠种地为生。到我这一辈，倘若没有什么变故，我应该也会接过他们的农具继续种下去，可是巨变发生了：我的同辈无人留下来种地，有一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和做生意；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像我这样的，考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再也不会返回乡村生活了。
不过因为父母亲还在老家，所以每年我都会在过年时回乡，跟父母待上几天，又匆匆返回城市，所以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一次暂别。可以说，“暂别”就是我与亲人一种持续的状态：我们每隔一段时间相逢，相逢再别离，别离再相逢，不断地重复，直到父母亲，终有一天起身离去。近些年来，每一次过年回去我都会有意识地写《回乡记》，详细记录我在乡村老家的所见所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意识到乡村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父母辈正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洪流从自己的生活中淌过。我想要记录下其中的变与不变，多年后再回头看，也会是一份珍贵的时代记录。
这正是我想写《暂别》一书的原因。这本书中收录了我从2020年到2024年《回乡记》系列。出版后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其中有一位读者认为：“邓安庆所要展示的绝非一个抽象的乡村或概念上的乡愁，而是希望通过如实、细致地反映真实生活，反映他在城乡之间奔波的切身感受，来达到纪录片一般的乡土写作。”他准确地道出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要用“纪录片”一样的方式来呈现我眼中的乡村。
之所以起心动念要写回乡的记录，要追溯的话，其源头便是鲁迅的《故乡》。这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不妨碍我把它看成是鲁迅回乡的真实记录。《故乡》里对“我”触动最大的是闰土的出现。老实讲，我对鲁迅是敬，对闰土是亲。闰土所经历的，也必然是我的祖辈所经历的。鲁迅写闰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写他的童年伙伴。可是他自己跟这片土地是没有那么密切联系的。一个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农民，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何时播种，何时插秧，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收割，都是熟稔的。气温、光线、气味、声响，环绕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识之中。
鲁迅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他对于乡村有美好的记忆，比如去看社戏时的兴奋；也看到了很多沉重的人和事，比如看到了闰土后来的人生，还有他诸多小说里写到的那些事。但他跟乡村是不亲的。这是我读鲁迅小说中觉得不满足的地方。
他写到祥林嫂、阿Q、华老栓……如雕刻一般，简明扼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每每读到此，我总想撇开鲁迅这一层限制，去构想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把这些人放在他们的房子、田地、祠堂、河流之中，让无数的细节充盈着他们，唤醒着他们，从而可以看到一个不必如此简化的新形象。该如何解释“亲”呢？那就是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天然地生活在水中，它怎么游怎么自在。乡村对于鲁迅来说，是没有这一层亲昵在的。我总忍不住想：如果鲁迅笔下的乡村人物能写作，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自己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他们能写自己，也能写身边的人，那一种熟稔肯定是外来者没有的。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都简化了现实。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有一些作家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欲横流，唯有退回乡村才能保持人性的良善。而悲情化，可以看近些年来知识分子过年回乡，都会有新的一波《回乡记》发表出来，他们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且让人忧虑。
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基调，其实是来自于鲁迅这里的。沉痛的现实扣在芸芸众生之上，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但是我渐渐地想挣脱这种叙事基调，它还是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高在上。这可能并非是他们的本意，毕竟他写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在精神层面，亲人们的生活是被审视的。我忍不住要想：他们需要我们的悲悯吗？需要我们的哀叹吗？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其判断未必会符合审视者的价值观。
导致我观念改变的，是2020年春节那一次回家。我困在湖北老家。每年我在老家顶多待一周，这一次一待就是近3个月。自从大学毕业后，我与我的父母亲从未相处过如此长的时间。此次滞留，让我与家人有了更深入了解的机会。《暂别》里收录我的一篇《与父母相处的四十天》，我在文中写道：“这种感受在以往过年期间尤为明显。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就给他们添置新衣服，塞给他们钱，陪他们看电视说说话……这样能稍微缓解我的焦虑感。但一旦离开后，我又会重新涌起深深的亏欠感。相处时间太短，离别太长。在北京，我每回跟父母通完电话后，都忍不住心中一阵难过。说的都是很普通的话题，吃没吃饭啦，天气热不热啦，工资发没发啦……我们隔得太远太远了。他们觉得我太辛苦，我觉得他们太辛苦，我们都没有说出口，都说自己挺好的。在琐碎的说话空当，我都能听得到他们的担心和害怕。” 现在，我终于可以长时间留在他们身边，一个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的人，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人，共处一屋，且没有回避的空间，生活方式、思想理念都在碰撞磨合。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我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发表在公众号和豆瓣等平台上。很多读者每天来看我的《回乡记》。我觉得跟过去所看到的带着启蒙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字相比，这些记录更琐碎了，也更真切了。乡村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风俗习惯，一些被迫中断，一些暗地里还在持续。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读者可以通过我的《回乡记》看到乡村社会在变幻的时代中，哪些还在延续（比如说乡村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哪些已经松动（比如说重男轻女的观念渐渐松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哪些已经消失了（比如说很多民俗活动的难以为继）。对于乡村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哀叹其凋敝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地潜下去，感受到其内里一直未曾消歇的活力，毕竟大家都想要有好的生活。追逐美好生活，会驱使着人们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
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给自己提的醒：要去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急着去判断。在这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细致准确地记录下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怕琐碎，不怕冗杂。当然我也不回避生活中那些不堪的、破落的、脆弱的、辛苦的、龌龊的部分，它们一点都不光鲜、漂亮、完美。去写这些，让他人窥见的是自身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但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这里不存在“弱”，也不存在“强”，生活是什么样，我就写什么样。美，对我来说不重要。真，才是重要的。但如果你是真实的，从中产生出的美感反而会更动人。这又要回到“亲”上来了，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乡村的人，与身为农民的父母是亲的，与田野土地是亲的，与柴垛池塘是亲的，正因为亲，才会有情感上的撕扯、生活上的纠缠与观念上的冲撞。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写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那一代人记录下了百年前中国乡村的模样，而百年后我们继续在写乡村。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之前少有人走过的路（即把书写对象从统治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社会里的人，他们过去很少会被认真书写），如今我们需要继续蹚出新的路来。毕竟新的时代，乡村变化之大，已非当年所能想象。我希望《暂别》能在这条新路上迈出小小的一步。
邓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