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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男有阅读的习惯，尤其是4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李伯男第一次读《北上》，还是在它获奖的2019年；5年后，他成为这部由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导演。9月27日，话剧《北上》在大运河的南端城市杭州首演。
在杭州采访李伯男，他显然已经对这座城市的运河现场和运河博物馆了然于胸。但他同时坦言，《北上》并不适合改编舞台剧，因为太复杂——即便是“面上”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更不必说，还有一条汤汤大河的前世今生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小说《北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01年，中国大地风雨飘摇，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与曾供职于江南制造总局、漕运总督府的翻译谢平遥合作，开始了一段运河之旅……话剧《北上》以古今交织的叙事，演绎由杭州至通州、绵延运河两岸的世景世情。
经过数轮剧本改编，舞台上，一条热闹的船诞生了：意大利人小波罗（保罗·迪马克），翻译谢平遥、厨子邵常来、船夫老夏及他的两个徒弟大个子和小轮子，以及追随谢平遥而来的农民孙过程。李伯男幽默地将其称为一支精力满满的“晚清旅行团”，但随着剧情推进，留给观众的将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戏。
作为一条运河，其实无所谓起点和终点，甚至就京杭大运河而言，山东是制高点，无论从北京还是杭州出发，都是“水往高处流”，中途需要人工的工程干预才能贯通。那么，为何是“北上”，而非“南下”？
在李伯男的理解中，“北上”的“北”，在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更是精神的象征，方向中蕴含着能量。“话剧《北上》应当有一种大河汤汤、流淌不息、生命不止的气质，《北上》是故事的地理走向，更是民族精神的走向。”
李伯男认为，同样是关于中华民族的河流，大运河和长江、黄河等自然大河的不同点在于，这是一条人工河，国兴则运河兴，这条河承载了太多的成败、荣辱、兴衰。
故事中的“旅行团”抵达北京时，清政府废除了运河漕运；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观察大运河，看到的是国家民族。而两岸的人们在百年的时间跨度中有着冥冥之中的呼应，在舞台上又流出了别样的况味。
创作运河相关的戏，自然少不了沿着运河走一走。李伯男和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演员在杭州采风时，“把能看的运河相关的内容都看了”。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个创作环节，而是一次“生命行动”。
作为一个北京人，李伯男对运河的另一端非常熟悉，不仅是通州，北京城的许多地名都与运河相关，比如，积水潭是元代大运河的终点，白浮泉是北京地区大运河的制高点。大运河沿途的扬州、淮安、聊城、镇江、苏州……他也一一走过。
“中国人几乎都能讲一个关于自己所认识的大运河的故事，就如同《北上》中的人，沿着这条河完成了一次探寻。主角之一还是一个外国人，他完成了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发现与认同。”李伯男说。
《北上》中，谢平遥试图以他对世界的认知和态度，将小波罗入乡随俗地“引领”进这个国度。在那个旧秩序坍塌、新事物不断涌入的时代，文化冲击几乎是一种必然。剧烈的冲突从此产生，而理解也将从中诞生。
李伯男说：“大运河不仅是中国的河，还是人类的河。它所流淌、掩埋与沉入水底的，被今天的我们用艺术打捞出来的这些精神的碎片，都弥足珍贵。这关乎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文化，怎么看待今天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正如剧中所说，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首先要清楚这个国家和你自身成长环境的差异，并且充分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如果一味地用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去衡量另一个国家的现实，其实是对他国文化的排斥，愚昧的只是你自己。
今年，《北上》的音乐剧已经上演，话剧正在登台，电视剧即将播出。李伯男认为，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在于，每一场表演都是“一次性”的，与观众发生直接交流，“舞台上下的气场流动，是不可复制的，有时候甚至连舞台事故都能成为一种体验”。
李伯男有一个习惯，自己导演的话剧首演时，他得到现场“流动”地看，从最后一排的安全门看，往前面挪一挪再看，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看看舞台，看看观众。归根到底，他根本坐不住，“心里不踏实，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是不是最完美的呈现”。
“对舞台剧来说，每一场都是新的。这是从事舞台创作的人最焦虑的地方，但也是最幸福的地方。”李伯男说。
《北上》中，100年过去了，那些运河旅客的后人们，仍然让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大运河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是虚构的故事，但也未尝不是发生过的历史。
话剧《北上》将于11月赴北京国家话剧院演出，完成一次属于它的“北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