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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系统集成，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现有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数据确权、隐私保护、技术标准、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加快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营造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制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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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不断拓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所在，它们正在引发生产力诸要素的系统性、结构性、革命性重塑，由此逐步带来以下五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变化之一：主导因素之变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变革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工具的变革。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猛发展，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虚拟现实等新生产场景层出不穷，这些技术具有渗透性广、迭代性强、集成性高的特点，呈现出群体性突破、交叉性融合的趋势，正在引发生产力质态的深刻变革，催生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全新生产工具体系和经济发展形态。
新型生产工具不仅极大提升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功能，更在不断融入生产过程中实现了从辅助工具到“类主体”的角色蜕变。这些新工具在优化资源配置、重塑产业形态、创造新型生产关系等方面正在发挥关键作用，并将最终颠覆和重构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随之而来的是，知识、数据、算法等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远超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力，万物互联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大幅提升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和协同性。科技创新正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变革的第一驱动力，数字时代的“基因式创新”正在取代工业时代的“梯度式创新”，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内生逻辑。
变化之二：发展方式之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唯物史观为认识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创新变革提供了理论出发点。信息物理系统、垂类人工智能等新型生产系统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工业生产正从刚性化、标准化的大规模流水线模式，加速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的智能制造模式转变。生产过程呈现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特征，机器设备通过自学习实现动态优化和自适应控制，传统生产线被打破重构为高度协同的智能化生产单元。同时，大规模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企业与用户共创的范围不断扩大，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紧密衔接，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高度融合。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带来生产力组织方式的革命性重构，正在极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并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也将进一步带来产业组织形态的深刻变化。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跨界协同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常态。平台经济异军突起，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能源等新业态迅猛成长，极大重塑了产业分工和价值创造方式。产业组织呈现出扁平化、柔性化、去中心化的网络型特征，各类创新主体更容易嵌入全球创新网络。
变化之三：要素禀赋之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理论。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数据正在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海量数据及其全新特性，正在深刻影响和重塑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从本质上说，数据是客观世界的数字化反映，蕴含着新的洞察力和生产力。区别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一系列独特属性：一是非排他性，数据可以被无限次使用而不被消耗；二是非竞争性，数据的使用不影响他人的使用；三是可复制性，数据可以以极低成本被复制；四是边际效用递增，数据规模越大、完整性越高、使用越频繁，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用也就越大；五是溢出性，数据应用产生的社会效益远大于私人收益。这意味着数据要素不仅突破了传统物质资源的时空局限，而且在规模化应用后能够带来远超投入成本的收益。
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海量数据的获取、存储和计算，极大丰富了生产要素的内涵，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及时性。数据已经从单纯记录信息的载体，上升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参与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分析，使生产过程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个性化产品大量涌现，供给和需求的耦合更加精准高效。与此同时，数据驱动的创新不断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海量、多样的“长尾”，进一步放大了数据的经济效应。
变化之四：动力机制之变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阈审视，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而引发一系列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随着新科技革命向纵深推进，新型生产关系正带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价值重要性的空前上升，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正面临新的解释空间。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产品生产成本的边际递减规律被打破。由于数字产品的可复制性，其生产和传播成本几乎为零，企业可以在几乎没有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满足海量需求。二是效用价值引领商品价格形成的新机制正在逐步显现。个性化需求驱动的定制化生产越来越普遍，产品的价格不再主要由生产成本决定，更多地体现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使用体验。三是要素创新的贡献显著上升。知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并对生产率提升发挥关键作用，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智力贡献计入要素收入分配的呼声日益高涨。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的新变化，正在引发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刻重构。最直接的表现是，传统的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将与效用和需求为基础的边际价值规律形成交织，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辩证关系。数字时代的到来标志着面向使用价值生产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价值实现方式由注重物质产品的所有权，向注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权转变。新型生产关系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以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为典型代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极大强化。
变化之五：人本化价值取向更为鲜明
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往往将人视为抽象的“经济人”，比较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往往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智能化生产的新飞跃，为克服这一局限、实现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开辟了广阔空间。机器智能在许多领域开始逼近甚至超越人类智能，柔性自动化生产体系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制造、智慧生活方兴未艾，将大幅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数据、知识等新生产要素的凸显，使知识型、创新型劳动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者创新潜能和个性张扬的空间大为拓展。创造性劳动将日益成为主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更高的目标追求，生产力由此呈现出鲜明的人本化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融合的载体，最终必将服务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极大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素质教育的普及将充分释放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未来社会将步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境界。新质生产力由此呈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衡量其发展成效的，不应是单一的GDP指标，更要看创新活力是否充沛、经济结构是否优化、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民生福祉是否提升。同理，评判发展质量时，不能片面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更应考量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
从上述五大变化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既呈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精髓，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力量，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探索仍处在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多维度、立体化的，其核心要义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系统集成，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现有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数据确权、隐私保护、技术标准、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加快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营造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制度生态。面对日新月异的复杂现实，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亟待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呼唤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系主任，《公共管理学报》主编）
米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