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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文学的力量始终源于生活本身。本期两位作家都在坚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从社会底层汲取素材，探索文学如何在时代的脉动中找到真实的生命力。在两位作家的文学道路上，我们看到了创作的力量如何穿越时空，打动人心；看到了文学如何以情感为根，去承载个人与时代的深刻联系。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的艺术展示，更是对生活的真挚回应。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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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孩：活出想要的人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我是一个农垦人，我的很多作品都在写农场、写北京郊区、写我所在的村庄。”红孩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都变成了过去式，但我想，一个人青春年少的记忆，可能是永远也离不开的。”
红孩的文学之路是从农场启程的。
1983年，因为中考失利，红孩进入北京一所由农场和中学联办的畜牧职业高中。这就意味着红孩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农场当工人，但红孩不甘于一辈子囿于农场的方寸天地，在其他同学每天按部就班地上学、回家干农活时，他则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阅读和写作中。
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一个模糊的文学梦在少年的心中孕育而生。
1984年7月15日，红孩的小说《回乡》发表在了《北京农场通讯》上。拿到样报的那一天，他高举着报纸，一路欢呼雀跃跑回了家，他把这一天当作自己文学人生的开始：“那时候对一个高中生、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来说，发表一篇文章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甚至改变了我的一生。”
几个月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举办“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颁奖，红孩以文学青年的名义被通知参加会议。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主席台上的萧军、袁鹰和韩少华3位著名作家。
“颁奖结束后，很多人去找他们签名，我当时只有17岁，一个人坐在后排。萧老招手让我上前，笑着对我说，小伙子，从你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这一句话让我既羞涩，又激情澎湃。”后来，红孩与萧军一家有了深入的交往，这句话，他一直铭记在心。
之后，红孩又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组织的多次文学讲座，见到了刘绍棠、陈建功、张辛欣、杨炼等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作家、诗人。从农场骑车到朝阳区文化馆需要50多分钟，但对文学的追求让他忘记了疲倦，“听完课常常已经是晚上10点多，我们一群文学伙伴仍然不愿意离开，聚在一起继续交流，有时候要聊到凌晨才慢慢散去”。
20世纪80年代，被红孩形容为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所有年轻人都在奔跑着向前冲，文学社团众多，遍地都是诗人和作家”。在农场，红孩创办了通惠河文学社，他一步一跬，写作不停，任由文学的风把自己带向精神的远方。
对于彼时的农场青年来说，文学梦已不再只是一场游戏。
从农场走向作家之路
1986年，红孩调到农场下属的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兼管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写作。
1993年，《北京工人报》创刊在即，红孩得到进入报社做记者的机会。5月，他离开生活、工作了6年的双桥农场，正式踏上职业写作之路。
此后，他先后在《北京工人报》《科技潮》《中华儿女》《中国艺术报》工作，当过记者，做过编辑，采访了众多行业内顶尖的作家和艺术家。“记者工作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得以走得更远，看得更多，不断认识这个世界。”红孩说，“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997年，红孩调入《中国文化报》，自此长期担任文学副刊主编，并承担中国散文学会的主要组织工作。著名作家肖复兴曾形容红孩：“一身多任，一时多辰，既处庙堂，又处江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流云一般奔波于会议之间，又蛰伏于案头投笔于书本与电脑之中。忙碌着，思考着，写作着，快乐着，也痛苦着，基本是他的集于一身的几种状态。套用放翁的诗，他是恨不得‘一身能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红孩’。”
红孩以朴实又深情的笔触体察世间百态，拥抱祖国的山川大地，为时代而歌，为人民而歌。一系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让他的创作百花齐放，在评论、小说、诗歌、话剧等领域均结下硕果，更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散文创作风格，以及成体系的散文理论，成为“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
今年9月，北京逐渐染上金秋的颜色，红孩的最新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新书分享会在朝阳区文化馆举办。距离他文学启程的那个“金色的秋天”已经过去了40年，当年那个坐在角落、满怀憧憬望着主席台的农场少年，又一次回到起点，在台上动情地讲起自己的文学旅程。
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
文学在哪里？
“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这是“既处庙堂，又处江湖”的红孩行走半生、写作半生所得出的感悟。“文学的最高表达在大众的视角里，只有看到大街上的那些人情冷暖，看到他们的表情，看到他们的恐惧，看到他们的快乐，那才是文学。”
从《东渡 东渡》《运河的桨声》到《活出想要的人生》，红孩的散文坚持现实生活创作，具有强烈的平民情怀。基于多年的创作与思考，他提出“散文是由‘我’到达‘我们’的过程”，“一个作家的写作从‘我’出发，但它的终结一定是‘我们’。‘我们’是大众，是读者，如果大众和读者不能产生共鸣，那么我想这样的作品不会走得太远”。
翻开《活出想要的人生》，红孩站在回忆的河流中，从童年的故乡起笔，深情回望人生的轨迹，对话历史与现实，追寻生命的去向。他以亲身经历为读者揭示了如何从迷茫、徘徊到努力“上岸”：“‘上岸’是一种向上、向善、向希望的精神境界，我们的人生需要不断觉悟、不断‘上岸’。”红孩的散文中，时常带有这样的哲学思辨，他将个人情感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既是写自己，也是写众生，使每篇散文都具有了超越个体、触及普遍人性的力量。
记者职业所练就的敏锐感官，加之40年的笔墨沉淀，使红孩如今的创作达到了一种随“感觉”而生的境界。在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中，他曾形象地描述这一过程：“写作者在创作之时，是从一个细节出发，有所触动后才开始落笔的；其后面的文字并不像解剖学那样将肌肉、骨骼、脏器一点点叠加，而是靠一种节奏，一种气韵，通过叙述、联想、抒情、议论一气呵成将文章整体完成。”
“文学和人生相似，充满着许多确定与不确定。”红孩将人生比作一条由无数线段所组成的直线，文学不解决线段本身的问题，而是穿越线段，向两边无限延伸。“写作没有什么前提限定，有话要说，有眼泪要流，你就可以写作了。”
在红孩看来，文学创作不仅是对生活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如何表现生活，提炼出大众能够共鸣的情感。“作家应该是时代的先行者和时代的觉悟者，要通过艺术的发现、哲学的思考、文字的表达去表现生活的真实，有精神上的指向，这样的作品才有魅力。”
文学这条路，红孩已经走了40年，且必将走完一生。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生命，但因为有了文学，我们便比别人多了一次生命。”站在台上，红孩目光炯炯，“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一晃40年过去了，我还以强大的精神而存在。因为文学，所以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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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朋：充满情感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
杨逸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伟
“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在我看来，它更是作家感情的反映和体现。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情感。”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时，王昕朋说。王昕朋话不多，穿着朴素，待人谦恭，平日里总是一副笑脸盈盈的模样。
王昕朋认为，现实感在小说写作中是必不可少的，“素材能不能变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能否打动人，关键在于作家是不是投入了深厚的感情。一个作家在生活中，不但要‘身入’，更要‘情入’。这个‘情’不单是面向人物，还包括作家对国家的情怀，对民族的情感”。
书山有路须攀登
王昕朋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文学启蒙和发展，有家庭熏陶因素，也有自身后天对于文学的追求的原因。
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他发现供销社的废旧物品收购站里有不少旧书，便在那里挑书看。一连几天下来，工作人员见眼前这个孩子对书痴迷，就让他挑喜欢的书拿回去看。王昕朋后来在一篇随笔中称在旧书堆中挑书为“淘金”。后来，他从书堆中拣了一本残破不全的《三国演义》，读书的过程中遇上不认识的字，他就找大人问。邻家一位大爷听说他手中有《三国演义》，就将他约到村外地里的“看青”房里，让他读给“看青”的人听。
“我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三国演义》，书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清朗自然的艺术风格，让大家十分入迷。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把那个字给省略了……读到深夜准备休息时，听的人兴趣不减，结合着书中的人和事，聊起村里村外、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村里张三的性格和书中哪个人物性格相近，邻村的李四做事和书中哪个人物做的事雷同……”他们聊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给王昕朋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成为他小说中的原型。
王昕朋高中毕业以后，到农村“插队”劳动，随身带了一个父亲给他做的红木书箱，箱子里装满了书。劳动之余，他的时间多花在读书上。后来，他调到文化部门从事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工作，编辑一本内部文学刊物，有了更多读书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名著，参加各类文学培训和讲座，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名家，系统地学习文艺创作理论，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提高创作水平。他说，读书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系统性的基础。至今，他仍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为有源头活水来
王昕朋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深有体会地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一重要论断，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从文艺创作的历史要求与现状出发，针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与核心问题，作出的高度凝练和深度概括。
每到假期，王昕朋都要到老家的小镇上去，“那儿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在和他们的接触、相处中，王昕朋不断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不断加深和他们的感情，还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在“插队”时，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爱好，待人处世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风格，却有共同的劳动和生活，这在王昕朋看来是一个鲜活的人物素材库。
回城后，王昕朋又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了两年，接触了不少工人群众，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素材。此后，他无论是做记者、编辑，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无论岗位如何转变，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广大基层人民群众身上，做了大量的采访、调查研究，关注、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借此收集了大量一手的社会真实情况和一线事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王昕朋说，多年来自己形成并至今仍然在坚持的一个习惯，即生活中遇到触动、感动他的人和事，到晚上都会用几百字或一两千字记下来，有的还加上个标题，“这些源于生活的素材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章应时而作、为时而歌，多年来王昕朋一直坚持这样的创作理念。他说，要做好文学创作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那写出来的作品就始终“飘在天上”。提到创作历程，王昕朋特别强调“毅力”这两个字。“当知青那些年，我白天劳动，收集写作灵感，晚上写作，夏天蚊子多，我就趴在床上蚊帐里写。蚊帐都熏黑了。”当初同宿舍的“插队”者后来感叹道：“昕朋今天的文学创作成就，与他当年的勤奋分不开。”
情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
王昕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月亮》出版后，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在笔酣墨饱的苦难状写和厄运展示中，凸现人性的亮色、民族的‘优’根和生活的希望与美好”。
20年前的一个晚上，王昕朋和几个朋友在路边露天小摊小聚时，看到几个10多岁的孩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他主动走到他们中间，和他们喝酒聊天，了解到他们是随着在京务工的父母来京的，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读书、高考、就业等诸多方面都受到限制，心里很苦闷……
这是王昕朋第一次关注到“漂二代”这个群体。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时，他主动申请到北京农民工聚集地区深入生活，去体验“漂二代”的喜怒哀乐。
在体验和写作中，王昕朋紧紧抓住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等问题，融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文章中既有官场商场之上的视角，也不乏弱势民众的福祉等问题。他认为，对“漂二代”这一写作对象的聚焦，并不是简单地去贴标签，而是要去感受个体的情感状态，并写出在一定社会境况下，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也是不应忽略的。
王昕朋通过深入走访发现，“北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他们在繁华的都市中，对人生和事业的看法各不相同，文化和认知上的矛盾与融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随着了解和调查的深入，王昕朋着意侧重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最终这些人物和故事，成为《北京户口》《红夹克》《红宝马》《漂二代》等畅销书的人物原型，故事中的人物往往都是一些小人物，譬如售楼部小姐、工地上的小工、普通打工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都有他接触的底层小人物的影子。其中，长篇小说《漂二代》更是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近年来，王昕朋创作了一批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长篇小说《花开岁月》描写一名在北京打工的青年，在新时代投身脱贫攻坚的实践，回乡创业，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反映新发展理念的中篇小说《寸土寸金》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说王昕朋的作品“是带着体温的写作”“是贴着人物写的”，也有评论说他“心有大爱笔有神”。
“对类型生活的特定关注是我持续不断甚或有时是逐渐升温的写作尝试。”王昕朋说自己“尤其是对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笔力”。各种生存状态下的平民意识，是王昕朋的写作特点，竭力保持平民立场，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这就是王昕朋能够贯彻“文章应时而作”的秘诀。正如王昕朋所说：“文学一定要反映时代，为底层发声和服务，这才是一部值得被尊重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