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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在我看来，它更是作家感情的反映和体现。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情感。”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时，王昕朋说。王昕朋话不多，穿着朴素，待人谦恭，平日里总是一副笑脸盈盈的模样。
王昕朋认为，现实感在小说写作中是必不可少的，“素材能不能变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能否打动人，关键在于作家是不是投入了深厚的感情。一个作家在生活中，不但要‘身入’，更要‘情入’。这个‘情’不单是面向人物，还包括作家对国家的情怀，对民族的情感”。
书山有路须攀登
王昕朋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文学启蒙和发展，有家庭熏陶因素，也有自身后天对于文学的追求的原因。
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他发现供销社的废旧物品收购站里有不少旧书，便在那里挑书看。一连几天下来，工作人员见眼前这个孩子对书痴迷，就让他挑喜欢的书拿回去看。王昕朋后来在一篇随笔中称在旧书堆中挑书为“淘金”。后来，他从书堆中拣了一本残破不全的《三国演义》，读书的过程中遇上不认识的字，他就找大人问。邻家一位大爷听说他手中有《三国演义》，就将他约到村外地里的“看青”房里，让他读给“看青”的人听。
“我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三国演义》，书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清朗自然的艺术风格，让大家十分入迷。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把那个字给省略了……读到深夜准备休息时，听的人兴趣不减，结合着书中的人和事，聊起村里村外、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村里张三的性格和书中哪个人物性格相近，邻村的李四做事和书中哪个人物做的事雷同……”他们聊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给王昕朋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成为他小说中的原型。
王昕朋高中毕业以后，到农村“插队”劳动，随身带了一个父亲给他做的红木书箱，箱子里装满了书。劳动之余，他的时间多花在读书上。后来，他调到文化部门从事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工作，编辑一本内部文学刊物，有了更多读书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名著，参加各类文学培训和讲座，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名家，系统地学习文艺创作理论，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提高创作水平。他说，读书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系统性的基础。至今，他仍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为有源头活水来
王昕朋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深有体会地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一重要论断，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从文艺创作的历史要求与现状出发，针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与核心问题，作出的高度凝练和深度概括。
每到假期，王昕朋都要到老家的小镇上去，“那儿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在和他们的接触、相处中，王昕朋不断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不断加深和他们的感情，还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在“插队”时，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爱好，待人处世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风格，却有共同的劳动和生活，这在王昕朋看来是一个鲜活的人物素材库。
回城后，王昕朋又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了两年，接触了不少工人群众，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素材。此后，他无论是做记者、编辑，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无论岗位如何转变，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广大基层人民群众身上，做了大量的采访、调查研究，关注、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借此收集了大量一手的社会真实情况和一线事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王昕朋说，多年来自己形成并至今仍然在坚持的一个习惯，即生活中遇到触动、感动他的人和事，到晚上都会用几百字或一两千字记下来，有的还加上个标题，“这些源于生活的素材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章应时而作、为时而歌，多年来王昕朋一直坚持这样的创作理念。他说，要做好文学创作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那写出来的作品就始终“飘在天上”。提到创作历程，王昕朋特别强调“毅力”这两个字。“当知青那些年，我白天劳动，收集写作灵感，晚上写作，夏天蚊子多，我就趴在床上蚊帐里写。蚊帐都熏黑了。”当初同宿舍的“插队”者后来感叹道：“昕朋今天的文学创作成就，与他当年的勤奋分不开。”
情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
王昕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月亮》出版后，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在笔酣墨饱的苦难状写和厄运展示中，凸现人性的亮色、民族的‘优’根和生活的希望与美好”。
20年前的一个晚上，王昕朋和几个朋友在路边露天小摊小聚时，看到几个10多岁的孩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他主动走到他们中间，和他们喝酒聊天，了解到他们是随着在京务工的父母来京的，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读书、高考、就业等诸多方面都受到限制，心里很苦闷……
这是王昕朋第一次关注到“漂二代”这个群体。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时，他主动申请到北京农民工聚集地区深入生活，去体验“漂二代”的喜怒哀乐。
在体验和写作中，王昕朋紧紧抓住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等问题，融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文章中既有官场商场之上的视角，也不乏弱势民众的福祉等问题。他认为，对“漂二代”这一写作对象的聚焦，并不是简单地去贴标签，而是要去感受个体的情感状态，并写出在一定社会境况下，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也是不应忽略的。
王昕朋通过深入走访发现，“北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他们在繁华的都市中，对人生和事业的看法各不相同，文化和认知上的矛盾与融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随着了解和调查的深入，王昕朋着意侧重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最终这些人物和故事，成为《北京户口》《红夹克》《红宝马》《漂二代》等畅销书的人物原型，故事中的人物往往都是一些小人物，譬如售楼部小姐、工地上的小工、普通打工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都有他接触的底层小人物的影子。其中，长篇小说《漂二代》更是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近年来，王昕朋创作了一批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长篇小说《花开岁月》描写一名在北京打工的青年，在新时代投身脱贫攻坚的实践，回乡创业，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反映新发展理念的中篇小说《寸土寸金》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说王昕朋的作品“是带着体温的写作”“是贴着人物写的”，也有评论说他“心有大爱笔有神”。
“对类型生活的特定关注是我持续不断甚或有时是逐渐升温的写作尝试。”王昕朋说自己“尤其是对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笔力”。各种生存状态下的平民意识，是王昕朋的写作特点，竭力保持平民立场，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这就是王昕朋能够贯彻“文章应时而作”的秘诀。正如王昕朋所说：“文学一定要反映时代，为底层发声和服务，这才是一部值得被尊重的好作品。”
杨逸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