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人士建议：打通监护制度落地“最后一米”

　　在上海市一个老旧小区里，50岁的蒋英（化名）躺在床上，42岁的妹妹俯身，用手指压住姐姐的舌头，把水一点点喂进去。

　　姐姐出生就患有脑瘫，没有生活自理与语言表达能力。妹妹持有精神残疾证。这个“一户多残”家庭，父母相继去世，只剩姐妹两人相依为命。

　　母亲临终前，在住所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和邻居见证下，拍下一段视频，将两个女儿的监护责任托付给孩子的叔叔。叔叔持这段视频前往法院，希望通过法律程序正式成为侄女的监护人，然而却未能立案。

　　民法典第二十九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法院认为，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立遗嘱人在生前已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姐妹俩的母亲生前并未通过法定程序先行成为姐妹俩的监护人，因此叔叔以视频为由，主张成为姐妹俩的监护人不符合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无法立案。

　　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同意”二字，成为监护成立的前提。为此，叔叔先找到姐妹俩的住所地居委会。居委会答复无法出具这样的证明。理由是，如果指定了叔叔，如果其他亲属比如姑姑、舅舅等人有意见，会不好办。

　　叔叔转而前往姐妹俩的户籍地居委会寻求帮助。居委会工作人员协助叔叔联系了双方家族中具备资格的近亲属，并表示，若能获得所有相关亲属同意，愿意尝试推动指定监护人事宜。叔叔为此多方奔走，除了蒋英母亲的一位长期失联、旅居海外的妹妹无法取得回应外，其他亲属均表示同意。

　　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启动法院特别程序所必需的一纸“同意”证明，依法须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出具。姐妹俩的叔叔转了一圈，仍未拿到“同意”证明。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为这户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她认为，此事揭示出当前监护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居委会“同意”环节时普遍存在执行难题。

　　今年年初召开的上海两会上，张玉霞建议完善改进意定监护制度和临时监护制度。她指出，法律对于监护的规定比较原则化，需要可供基层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流程指引和权责清单。

　　“实际上，居委会比较适合承担这项工作，他们熟悉社区实际情况。”张玉霞建议，当务之急是由民政部门牵头，联合司法等相关部门，制定并出台细化的操作指引。例如，明确居委会在出具“同意”意见前，需要完成哪些必要的调查步骤；明确临时监护启动后，生活照料、财产管理的具体标准与权限边界。

　　2025年8月，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公布《上海市居委会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旨在系统提升居委会的服务与履职能力。

　　张玉霞认为，制度落实的关键在基层，在民政部门牵头厘清标准的同时，可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加强对基层组织的专项培训。

　　张玉霞建议，相关部门可将监护制度的法律条文、操作指引与风险防范等内容，转化为基层看得懂、用得上的工作流程，并纳入对基层工作者的常态化培训计划。民政定标准，社工抓培训，让基层在面对“同意”与否的抉择时，既有章可循，也有能力执行，将监护责任的“最后一米”，转化为现实中可迈出的扎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