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监护服务合力保障晚年人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洁 实习生 陈洁蓥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31日 07版)


在广州市第二老人院,60岁的听障老人余伯(化名)终于拥有了安稳住处。这位双亲早逝、未婚无子女的老人,此前因无法提供监护人签字,迟迟无法入住符合自身经济条件的公办养老院。他唯一的表姐年事已高,无能力也不愿承担监护责任,监护缺失成了他安度晚年的一道坎。
帮余伯跨过这道坎的,是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与属地社区居委会的共同努力。服务中心担任余伯的意定监护人,居委会担任协议监督人,三方签署规范协议并完成公证,通过这套“社会监护+社区监督”模式,余伯得以顺利入住养老院。
3月25日,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蔡盛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讲述社会监护组织如何依托长效化、规范化服务,填补孤寡家庭监护空白,守护特殊群体晚年尊严与生活保障。
“经常听到老人们说,遗嘱能解决身后的财产分配问题,但是哪天昏迷了、失能了,手术由谁签字?医疗费谁能合法支取?生活谁来照管?”蔡盛曾长期从事老年人遗嘱相关法律服务。在工作过程中,很多独居、孤寡老人会反复问他,能不能帮忙在其失能后承担医疗签字、生活照管等职责。
当前,在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独居老人数量持续增长,这类监护需求愈发迫切。
“一些老人独自居住,其家庭监护基础条件缺失,而他们的监护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基于这一现实,蔡盛及其团队希望以一种稳定、可持续的组织化方式承接社会监护需求。为此,他们于2021年年底成立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实践中,蔡盛及其团队确立了监护方案“人财分离”的原则。“就是管事的不碰钱,碰钱的不管事。”蔡盛解释,团队把监护事务和财产管理剥离开,监护人只负责医疗决策、生活照管、服务对接等执行事务,委托人的财产全部由第三方金融机构、公证处或其信任的主体托管。所有服务费用支出,需凭服务机构的有效证明文件,核实无误后由托管方直接支付给服务提供方,全程不经过监护人之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规避财产安全风险,守住老人核心权益。”
针对余伯的情况,团队在“人财分离”基础上进行模式创新。“我国监护体系分为三层: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兜底。我们作为社会力量补充进来,必须有对应的监督机制。”蔡盛说,以往监督人多为老人亲属,但余伯没有合适的亲属,团队和社区沟通,由属地居委会担任意定监护协议监督人,全程监督机构履职行为。
“社区是最贴近老人的基层组织,既了解老人日常情况,也具备组织公信力。”蔡盛表示,这一模式解决了余伯的入住难题,同时搭建起社会监护和国家兜底监护之间的衔接机制,形成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在蔡盛看来,意定监护核心是实现成年人的意识自治。即便没有血缘亲属,老人也能在意识清醒时,自主决定晚年人生由谁托底。
蔡盛接触的首个签约案例,是一名退休工人。几年来,老人需要不定期手术,此前一直靠兄弟帮忙签字。“他跟我说,有一次要做手术,兄弟突然出差,手术只能改期。如果哪天突发急症要救命,等不了怎么办?”蔡盛说,一些老人找到他们,核心诉求就是手术签字和医疗决策。
签约过程中,蔡盛和老人反复沟通,对各类可能出现的医疗场景都做了预案。“什么情况下做手术,什么情况进ICU,什么情况下不做无谓的生命维持治疗,所有条款都完全按照老人意愿制定。”蔡盛说,意定监护不是代替老人作决定,而是把老人清醒时的意愿,完整落实到将来的每一项决策中。
从业多年,蔡盛坦言,行业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卡点。“首先是知晓度不够,知道社会监护服务模式的人太少了。”蔡盛及其团队做了大量社区讲座、普法宣传、行业交流,但绝大多数有需求的老人和家庭,还是不知道有这项服务,更不了解可以通过意定监护为晚年作规划。
其次是制度细节还需完善。“民法典已经搭建起三层监护体系的法律框架,但具体操作层面还需要实施细则。”蔡盛解释,普通人想要启动意定监护,该走什么流程、要做哪些准备、如何规避风险,目前尚无统一规范,需要专业机构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
核心难题在于监护服务面临长效性挑战。蔡盛称,“普通法律服务解决的是某一个时间点的问题,但监护服务不一样,它可能持续20年、30年,若是心智障碍者家庭,甚至要四五十年。”在长周期里,团队需要整合法律、医疗、养老、社工、金融等多方资源,搭建起完整的服务体系和监督机制,才能保障服务长期稳定,而目前相关配套体系还未健全。
“独居老人突然昏迷送医,要在几个小时内签署手术同意书、支付医疗费,救命的窗口期非常短。”蔡盛表示,现有的临时监护、兜底监护流程,无法覆盖这种紧急场景,“老人账户里有钱、有医保,可如果没有合法的监护授权,没人能动用这笔钱救命。”
除了孤寡、独居老人外,心智障碍者家庭也是团队服务的重要对象。“和老人不一样,心智障碍者的需求,很多是通过父母意愿来表达。父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老去、离世后,孩子无人监护、照管。”针对这类家庭,团队需要花更长时间观察、了解心智障碍者的真实需求,用数年时间打磨适配的服务体系,匹配对应的服务资源,最终形成完整的监护方案。
“哪怕只有一个老人通过我们的服务,守住自己晚年的人生决定权,这份工作就有意义。”蔡盛说。
“意定监护的本质,就是用今天的理性规划,对抗明天的不确定性。”在蔡盛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实现“我的人生我作主”,哪怕没有亲人在侧,哪怕走到失能失智阶段,也能有尊严、有保障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洁 实习生 陈洁蓥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31日 07版
在广州市第二老人院,60岁的听障老人余伯(化名)终于拥有了安稳住处。这位双亲早逝、未婚无子女的老人,此前因无法提供监护人签字,迟迟无法入住符合自身经济条件的公办养老院。他唯一的表姐年事已高,无能力也不愿承担监护责任,监护缺失成了他安度晚年的一道坎。
帮余伯跨过这道坎的,是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与属地社区居委会的共同努力。服务中心担任余伯的意定监护人,居委会担任协议监督人,三方签署规范协议并完成公证,通过这套“社会监护+社区监督”模式,余伯得以顺利入住养老院。
3月25日,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蔡盛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讲述社会监护组织如何依托长效化、规范化服务,填补孤寡家庭监护空白,守护特殊群体晚年尊严与生活保障。
“经常听到老人们说,遗嘱能解决身后的财产分配问题,但是哪天昏迷了、失能了,手术由谁签字?医疗费谁能合法支取?生活谁来照管?”蔡盛曾长期从事老年人遗嘱相关法律服务。在工作过程中,很多独居、孤寡老人会反复问他,能不能帮忙在其失能后承担医疗签字、生活照管等职责。
当前,在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独居老人数量持续增长,这类监护需求愈发迫切。
“一些老人独自居住,其家庭监护基础条件缺失,而他们的监护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基于这一现实,蔡盛及其团队希望以一种稳定、可持续的组织化方式承接社会监护需求。为此,他们于2021年年底成立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实践中,蔡盛及其团队确立了监护方案“人财分离”的原则。“就是管事的不碰钱,碰钱的不管事。”蔡盛解释,团队把监护事务和财产管理剥离开,监护人只负责医疗决策、生活照管、服务对接等执行事务,委托人的财产全部由第三方金融机构、公证处或其信任的主体托管。所有服务费用支出,需凭服务机构的有效证明文件,核实无误后由托管方直接支付给服务提供方,全程不经过监护人之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规避财产安全风险,守住老人核心权益。”
针对余伯的情况,团队在“人财分离”基础上进行模式创新。“我国监护体系分为三层: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兜底。我们作为社会力量补充进来,必须有对应的监督机制。”蔡盛说,以往监督人多为老人亲属,但余伯没有合适的亲属,团队和社区沟通,由属地居委会担任意定监护协议监督人,全程监督机构履职行为。
“社区是最贴近老人的基层组织,既了解老人日常情况,也具备组织公信力。”蔡盛表示,这一模式解决了余伯的入住难题,同时搭建起社会监护和国家兜底监护之间的衔接机制,形成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在蔡盛看来,意定监护核心是实现成年人的意识自治。即便没有血缘亲属,老人也能在意识清醒时,自主决定晚年人生由谁托底。
蔡盛接触的首个签约案例,是一名退休工人。几年来,老人需要不定期手术,此前一直靠兄弟帮忙签字。“他跟我说,有一次要做手术,兄弟突然出差,手术只能改期。如果哪天突发急症要救命,等不了怎么办?”蔡盛说,一些老人找到他们,核心诉求就是手术签字和医疗决策。
签约过程中,蔡盛和老人反复沟通,对各类可能出现的医疗场景都做了预案。“什么情况下做手术,什么情况进ICU,什么情况下不做无谓的生命维持治疗,所有条款都完全按照老人意愿制定。”蔡盛说,意定监护不是代替老人作决定,而是把老人清醒时的意愿,完整落实到将来的每一项决策中。
从业多年,蔡盛坦言,行业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卡点。“首先是知晓度不够,知道社会监护服务模式的人太少了。”蔡盛及其团队做了大量社区讲座、普法宣传、行业交流,但绝大多数有需求的老人和家庭,还是不知道有这项服务,更不了解可以通过意定监护为晚年作规划。
其次是制度细节还需完善。“民法典已经搭建起三层监护体系的法律框架,但具体操作层面还需要实施细则。”蔡盛解释,普通人想要启动意定监护,该走什么流程、要做哪些准备、如何规避风险,目前尚无统一规范,需要专业机构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
核心难题在于监护服务面临长效性挑战。蔡盛称,“普通法律服务解决的是某一个时间点的问题,但监护服务不一样,它可能持续20年、30年,若是心智障碍者家庭,甚至要四五十年。”在长周期里,团队需要整合法律、医疗、养老、社工、金融等多方资源,搭建起完整的服务体系和监督机制,才能保障服务长期稳定,而目前相关配套体系还未健全。
“独居老人突然昏迷送医,要在几个小时内签署手术同意书、支付医疗费,救命的窗口期非常短。”蔡盛表示,现有的临时监护、兜底监护流程,无法覆盖这种紧急场景,“老人账户里有钱、有医保,可如果没有合法的监护授权,没人能动用这笔钱救命。”
除了孤寡、独居老人外,心智障碍者家庭也是团队服务的重要对象。“和老人不一样,心智障碍者的需求,很多是通过父母意愿来表达。父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老去、离世后,孩子无人监护、照管。”针对这类家庭,团队需要花更长时间观察、了解心智障碍者的真实需求,用数年时间打磨适配的服务体系,匹配对应的服务资源,最终形成完整的监护方案。
“哪怕只有一个老人通过我们的服务,守住自己晚年的人生决定权,这份工作就有意义。”蔡盛说。
“意定监护的本质,就是用今天的理性规划,对抗明天的不确定性。”在蔡盛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实现“我的人生我作主”,哪怕没有亲人在侧,哪怕走到失能失智阶段,也能有尊严、有保障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