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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赛信息系统查询本届大冬会国外运动员履历时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自诸如芝加哥大学、巴黎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等综合性大学。而中国运动员主要来自体育院校，其中还有不少专业运动员。中国大学生竞技体育领域极少出现“胡凯式”运动员。在国外被视为是普遍现象的竞技体育根植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为何在中国就成为可遇而不可求的个别现象了呢？
2010年南非世界杯结束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前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察“三高”足球俱乐部的发展状况。“三高”俱乐部培养的学生以超过九成的高考升学率，为许多中国足球少年开启了一扇实现梦想的大门。刘鹏当时曾感叹，如果中国能有100所类似的学校，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其实，目前在中国类似于人大附中这样开展高水平体育项目的高中有近6000所。”中国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杨立国近日在埃尔祖鲁姆向记者表示，“问题是，不少学生过早地流失。”
“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把孩子送进体育学校，不让孩子过早走上体育这条路。对于那些有体育特长和热爱体育的孩子来说，进入像人大附中这样开展高水平体育运动的优质中学是最佳选择。如今，中国能有近6000所普通高中在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杨立国表示，“我们培养的不是奥运会冠军，而是全面发展的人。因此，近6000所有体育特色的高中不会为了学生体育运动的高水平而忽视他们在文化、品德等综合素质方面的培养，我们不会以一个人全面成长的代价，做夺得比赛成绩的赌注，这也是学校体育最基本的自我要求。”
近几年，中国各级体校招生工作越发困难，普通中学特色体育项目开展日渐兴旺，在中学学龄段青少年群体中，已经出现普通中学学生体育运动水平优于体校学生的倒挂现象。杨立国介绍说，在去年举行的一次全国中学生田径比赛上，普通中学学生的成绩就明显超过了体校学生的成绩。
当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基础的各级体校在招生和人才培养质量上出现问题时，高一级的专业队则开始把选才的目标锁定在普通中学上。
“专业队以重金、获取大赛资格等为诱饵，鼓动就读于普通中学、有一定运动天赋的青少年提早涉足专业体育领域。在大学阶段，一些职业俱乐部则用重金从大学高水平篮球队中挖人。这几年，CBA从大学挖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杨立国痛心地表示，“相比专业队、职业俱乐部，普通学校是不可能拿出重金去挽留人才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才流失。人才的过早流失，导致中国学校体育领域很难培养出更多的像胡凯这样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生业余运动员。”
但更让杨立国痛心的是，“国外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多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让青少年、大学生过早进入专业体育和职业体育培养阶段，对一个人的成长十分不利。这也是国外许多国家严格限制青少年体育训练的强度和时间、严格限制学生进入职业体育的渠道的原因所在。”
比如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就规定，大学生运动员每周的训练时间不得超过7个小时，同时规定，大学生如果选择加入职业体育俱乐部就必须与学校断绝关系。2007年以后，美国NBA也取消了高中选秀。
杨立国表示：“保证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防止青少年过早投身职业体育，这是一个社会为维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必须采取的措施，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目前在中国，没有任何限制措施用于防止青少年过早进入专业体育和职业体育。中国学校体育的人才培养因此受到的损失还是其次，关键是，这些孩子很可能因为过早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条件而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对于中国较为特殊的专业训练体制很可能在制度设计上就与学校体育存在明显矛盾，杨立国表示，完全可以发挥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各自的资源优势，走合作发展之路。体育部门有优秀教练而缺少教育条件，教育部门有优质教学条件但缺少教练，双方为什么不能走到一起？
本报埃尔祖鲁姆1月31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慈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