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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燕与牧民交谈。
赵海波摄
揽镜自照许久，她长叹：高原的无情让我与美貌无缘了。
可是，在方圆42万平方公里的那曲高原，只要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羌塘草原上最美的女人。
雪莲花是藏民族对女人最高的赞美，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藏北高原，人们把这个神圣的赞美毫不吝啬地赠与她，称她是在“生命禁区”里不败的雪莲花。
门巴，菩萨，护士，女儿，阿妈，姐姐，燕子……在这里，人们对她的称呼五花八门，真名倒很少有人叫。
给人看病，给牛羊看病，打针发药，接生，听人倒苦水，教人养绒山羊……在这里，人们习惯了啥事都找她，她的正式职业反倒被人淡忘了。
彭燕，12年前走进羌塘草原，如今，她是在海拔最高处坚守时间最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军人。
我要去那曲
彭燕的父母都是四川人，父亲参军后到西藏工作，彭燕与母亲也随军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被誉为西藏小江南的林芝。
12年前，彭燕从成都军区军医学校毕业，主动申请去那曲工作。那时，她对那曲还一无所知。对那曲的全部印象来自别人的描述——所有在西藏待过的人都知道那曲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
尽管如此，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随后的日记中，彭燕都毫不掩饰当初选择去那曲时的豪迈激情，以及追求理想、追求新奇浪漫的少女情怀，“在林芝只见过森林，我想去那曲看雪，看草原”。
正因为如此，她没有听从“撤回去那曲的申请”的劝告。爸爸陪她去那曲报到，她到军分区后，一会儿就和以后的同事熟识起来。
没有煤，抬一筐80多斤重的牛粪，烧牛粪炉子，她觉得新鲜；没有自来水，背包绳变成了提水绳，天天从井里提水，她觉得新鲜；晚上冷，睡觉前在床头放一杯水，再放一根木棍儿，第二天早上，水就变成了冰，“拔出来就躺在被窝里吃”，她觉得新鲜……
爸爸到外面去巡视了一圈，有商店，女儿买点儿女人用品还算方便。再擦火点烟，还能点着，说明氧气还够。这名老军人明白“生命禁区”意味着什么，嘴里支持女儿的选择，心里却止不住地担心。
理想遭遇现实，她毅然选择留下
爸爸走后，彭燕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战场”——军分区门诊所的治疗室：除了桌子凳子外，只有一个高压锅。卫生员告诉她，高压锅是用来给注射器消毒的。
看到第一场雪，她兴奋得给妈妈写信。之后，她就领教了那曲雪的厉害：下雪睡觉时，床不能挨着墙，否则第二天头发就粘在墙上了；军分区院子里的井也冻上了，用水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提，那里的井太深，她只好向战士求援；注射液从药房里拿出来时是液体，针扎进去还没抽就冻成冰了，只能放在炉子上烤化了再用；把药往针管里抽也一样，得边抽边化冰；她把过期药品扔掉，老卫生员又捡回来，“门诊所实在太缺乏药品了”。
想到的、没想到的困难都来了，和她一同来的两名护士都走了。爱女心切的妈妈想方设法为她争取到一个到第三军医大学学习的名额，而且是读医师专业，毕业后可以改行当医生，又能离开那曲——她实在放心不下独生女儿。
“当理想遭遇现实，说我一点儿没动摇，那不实事求是。”彭燕说。
事实上，短暂的那曲生涯，既让她看到了那曲的苦和难，更让她看到了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那曲的官兵、藏族同胞对医护人员的渴求。
初识彭燕，记者觉得她是一个挺柔弱的女人。深入采访后，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个很坚强、有主意、很果断的女人。比如，当初她去军校报到，赶上中午没人，接待的人让她下午两点再来。她就利用中午这点时间将自己齐腰的长发剪成了男生发型——反正进军校就要剪，不如自己动手。
正是这种性格，让她选择留在那曲。“我连那曲的地皮都没踩热就走，那不是当逃兵吗？作为军人，我怎么能逃跑呢？”她在日记中写道。
“被需要”让她无法停下来
彭燕所在门诊所的主要工作是为驻守在那曲的官兵提供医疗服务。他们组成医疗队，到驻有官兵的地方去巡诊，送医上门。
一次去索县巡诊，那路是“S”形的，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冰雪覆盖的路面让汽车步履维艰，彭燕只好背上药箱，下车步行。一阵风雪袭来，她一个跟头摔在地上。根据以往的经验，跌下去最多就是蹭破皮、流点血，但这次麻烦了，她失去平衡的身子，“嗖”地一下沿着斜坡滑到了悬崖边，半个身体悬空了！
彭燕死死抱住路边一根凸起的冰柱，在同事的拉扯下才爬回路面，从死神手中挣脱了。人上来了，10个指头却粘在冰柱上，挣不脱，也扯不下来。最后，卫生员杨海捡来石头，一点点把冰柱敲碎，才让彭燕得以脱手。她的手被冰碴儿刺得鲜血直流，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风里，鲜血又瞬间凝固。彭燕抖抖身上的雪，又重新上路，直至巡诊完最后一个哨点。
第一次跟随医疗队下基层巡诊的卫生员马安帮被深深震撼了。他不知道，在那曲的12年，这样的场景对彭燕来说，是常态。
那曲有11个区县，距离军分区驻地平均有300公里，最远的县则有700公里。这些路上布满了雪峰、峡谷、沼泽、冰河，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雪、狂风、雪崩、塌方、泥石流和野兽。可以说，每一次巡诊，都要与死神搏斗。
彭燕身上严重的关节炎，就是对一次巡诊的“纪念”。她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冬季的一天早上，她跟随医疗队去聂荣县巡诊，途中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牛头山时，暴风雪来了。
漫天飞舞的雪花，掩埋了前进的路。当时的医疗队还没有先进的移动设备，无法申请救援，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救援。
为了防止短时间内被冻僵，大家紧紧抱成一团，互相取暖。彭燕是此行唯一的女同志，大伙儿首先想到了她，准备把她围在人群中间。可彭燕死活不肯，她连推带拽地把年纪较大的王医生拉到最中间，自己排在外围当人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呼啸的寒风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为了鼓舞斗志，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唱战斗歌曲，一个接一个地讲励志故事，渴了、饿了，就捧一把雪塞在嘴里吃。
次日凌晨两点多，当聂荣县人武部组织的民兵搜救队在漆黑的夜里发现他们时，雪已经快齐腰深了。
那次巡诊之后，关节炎就与彭燕永远相伴了。一遇天气变化，她的双膝就疼痛难忍，“比天气预报还准”。
所有这些苦与难，都在热切的“被需要”中被冲淡了。
作为那曲军分区唯一的女性，彭燕的地位真有点“不可替代”。新战士惧怕高原环境，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彭燕的耐心讲解，他们最听得进去；一些官兵不愿意跟别人说的心事，却愿意跟彭燕倾诉；来探亲的家属患病，她是“最合适”去帮忙的；两口子闹别扭了，她是最合适的调解人；她怀上孩子了，一位参谋专门找到她，说想摸摸孩子感受一下胎动，“因为工作太忙，妻子从怀上孩子到出生，都没能回老家看一眼”……
彭燕说，她常常想，作为一名普通护士，如果被分配到内地的大医院，她也许就只是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但在缺医少药、官兵渴盼、群众急需的藏北高原，她可以用自己真诚的爱心和丰富的护理经验，争当一株“参天大树”。
看到官兵们见到医疗队时由衷的高兴，看到官兵们解除病痛后的健康快乐，看到官兵们听到一个女人唱歌后的愉悦表情……一切的一切，都让彭燕感受到她在这片高原上“被需要”。那曲12年，这种感受一直推着她，让她无法停下来，“停下来就觉得对不起这里的官兵和百姓”。
“只要群众有需要，自己就该去做”
“门巴”在藏语里是“医生”的意思。彭燕只是个护士，可那曲的百姓却习惯称她“彭门巴”。
彭燕笑着解释说，门诊所有5位医生、一个护士、两个卫生员，虽各有专长与职责，但工作起来都是全科，“什么都得干”。
一位长期在西藏工作的老军人告诉记者，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人的角色意识会淡化，会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而不会斤斤计较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这不，在一次到达萨乡的巡诊中，彭燕发现藏族妇女措姆表情很痛苦，她立即猜测到措姆肯定有难言之隐。她将措姆拉到一边，对她进行仔细检查，发现措姆的左侧乳房因发炎未及时处理，已经化脓糜烂了。
治了措姆的病，彭燕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随着在那曲工作的深入，尤其是渐渐走近那些与外界鲜有接触的藏族妇女之后，彭燕发现，在那曲的部分牧区，妇科病发生率在90%以上，女人怀孕了还用很紧的腰带扎着肚子。她们害羞，生了病很少及时就医，更不愿找男医生看病。
她在牧区还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名民兵好不容易说服妻子做心电图检查，但一听说要躺下露出胸部，妻子死活不干了。民兵把妻子抱起放在沙发上，按着她才作完检查。女人站起来，走了几步，发现并没受到什么伤害，才满含歉意地笑了。
从此，藏区的妇女成为彭燕最放心不下的人。每次巡诊，彭燕总不忘专门为藏族妇女讲解卫生常识，引导妇女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转变她们羞于谈论妇科疾病的观念。如今，不少牧区妇女开始勤洗澡、勤检查，妇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去孤儿院，她“看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太可怜了”。于是，她自己掏钱给孩子们买书、买玩具，周末陪孩子们玩，给他们洗澡、编小辫、讲故事。后来，孤儿院的孩子都叫她“妈妈”。
在福利院，那些年迈的藏族老人拉着彭燕不撒手，她是这些老人共同的女儿。他们中谁生病了，只要一个电话，不管多晚，不管什么天气，彭燕准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在他们过生日时捧来生日蛋糕，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她在他们弥留之际拥他们入怀，为他们送终。
为43名妇女接生；为农牧区培养医疗骨干；自学兽医知识，为生病的牛羊治病；自己掏钱买来摄录机和笔记本电脑，将电视里播放的各种农牧业实用技术录下来，利用巡诊时机，给不通电的农牧区群众播放，帮助他们掌握脱贫致富的技术……
做这些的时候，彭燕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护士。她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金珠玛米，只要群众有需要，自己就该去做。
“如果我是下一个”
5月下旬，记者从风和日丽的拉萨出发，到达那曲却遭遇大雪，晚上的温度更是降到零摄氏度。彭燕一边提醒记者快穿上军大衣，一边说，我们这里七八月也经常下大雪。
自1959年组建那曲军分区以来，彭燕是到此工作的第57名女军人。包括彭燕在内，只有7名女军人在那曲坚守了10年以上。目前，除彭燕外，其他6位可敬的女军人都因患上高原病，最多只活到37岁就失去了生命。
“别的姐妹我只在烈士陵园里凭吊过，但段姐和郑姐是我眼睁睁看着走的。”彭燕说。
彭燕提到的段姐叫段绍慧，郑姐叫郑金玉。当年，她们3人同在那曲当护士，被那曲官兵称为“藏北高原的三朵雪莲”。2002年，36岁的段姐走了；2004年，37岁的郑姐也走了。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彭燕这最后一朵雪莲身上：快调走吧，这里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快调走吧，说不定下一个就轮到你了！而此时的彭燕，已经患上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胃病、心肌缺血等5种疾病。
彭燕承认，两位好姐姐的英年早逝对她的打击特别大，影响特别深。“在那曲，难道生命真的这么脆弱？”她在日记里问自己，如果我也走了，孩子怎么安排，丈夫怎么安排，年迈的父母怎么安排，“我自己悄悄设计了好多种方案”。
她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她忘不了第一次见到西藏退伍兵的情景：她当时是学校军乐团的成员，奉命去机场迎接从西藏退伍的老兵，等了两个多小时飞机才到。舱门一打开，原本有些抱怨的姐妹们惊呆了——出来的老兵一个个像生了病一样，有的脸色发黑，有的脸色蜡黄，还有的脸上呈现出茄子皮一样的紫色……“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一幕，我为高原军人的奉献而感动。如今我也在高原，我想为他们多做一点。”彭燕说。
有人问彭燕会不会一直待在那曲，彭燕说：“不会。我才32岁，还年轻，等我身体不适应了，我就回去孝敬父母、照顾女儿。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军人，如果无法胜任工作岗位，那么他对部队作的最后贡献就是选择‘下岗’。”
记者以前听说那曲的环境恶劣到连树都无法生长。进入那曲境内，记者留心观察，果然没见到一棵树。
走进那曲军分区大院，记者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棵树，据说这是一代代那曲官兵年年坚持不懈种树收获的唯一成果。这棵长了十几年依然只有一米多高的树今年没有吐绿，但树下冒出了一点点新芽。“这是这棵树的根长出来的，说明这棵树扎下根了。”院子里的官兵告诉记者。
看着在树旁一直笑着、身高1.64米体重仅80斤的彭燕，记者觉得，她就像这棵树。
本报记者 李雪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