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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级的部署，最近几天该是社区团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小李出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时候了，他却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促进外来务工青年融入这块儿‘啃’不下来。”
小李所在的社区有工业企业，有商场、菜场、房屋中介、私营小店。二三产业是当地经济的支撑，外来务工青年“多得很”，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为外来务工青年服务。但如果硬要说以团组织之力能为外来务工青年融入当地做些什么的话，小李觉得“实在有些牵强”。
“外来务工青年最缺房子、票子，最想让孩子在城里读书，这些解决得了吗？”他打电话找朋友诉苦，“团组织没钱没权的，能做什么？”有人告诉他，可以找志愿者，搞个仪式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献爱心；可以把企业员工培训拿来“为我所用”；可以到社保局培训里“掺和一脚”，挂上团组织的牌子，等等。
如果采纳上述建议，年底时，小李基本不需要操作任何具体事务，只要“负责编”就行。
在促进外来务工青年社会融入问题上，很多基层团干部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上海市奉贤区的团干部也有过这种困惑，他们的选择是——找准“切入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婚恋交友成为最高效“切入点”
有时候，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反而能让对方惦记很久。这种花钱少、费时少、却效果很好的“小事儿”，倘若“力所能及”的话，就正是最适合团组织干的事儿。
一次成功的操作案例非“青年志愿者行动”莫属。北京奥运会上“鸟巢一代”的崛起不仅为大型赛会服务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还将“志愿者”三个字深深烙在了当代青年的心中。但在促进外来务工青年融入的问题上，青年志愿者发挥的作用似乎并不大，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补补课、教外来务工人员维护自身权益，这些都不能成为决定一名外来务工青年“融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但“婚姻”可以。不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大城市，还是在宁波、苏州、无锡等外来务工青年聚集的二三线城市，几乎每一名记者采访过的未婚外来务工青年对于自己的去留问题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能在当地找到对象结婚就留下，否则早晚得回老家。
团奉贤区委副书记张征向旁人介绍团组织“来奉青年和谐融入计划”时，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就是“交友”。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摆在眼前，叫人不得不信服“小事儿”的力量。
26岁的安徽巢湖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黄莎莎4年前之所以背井离乡只身到上海奉贤来当护士，除了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外，还有一个听上去有点好笑的原因——医院承诺3年内会“搭建平台”帮助解决她的个人问题。
院方敢于作出上述“承诺”的底气，来自奉贤区团组织每年大大小小10余次的外来单身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教育、卫生系统，很多单位、企业反映留不住人，跳槽的多数是外地人，回老家结婚的所占比例最高。”张征介绍，区级的“缘定贤城”活动每年有一两次，乡镇、社区、企业、学校之间团组织合作的交友活动是“主力”。
黄莎莎今年年初正式登记结婚，对象是在医院团委组织的包汤圆联谊会上认识的，是医院检验科的一名医技人员。两人租住在医院附近一间两室一厅公寓内，“友情价”每月800元，最近正准备买房。
她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当年与自己一批进医院工作的15名安徽籍护士中，有5人辞职回老家结婚了。留在上海的10人均通过参加医院团委与其他系统团委组织的联谊活动找到“归宿”，其中5人已经结婚，对象包括医护人员、教师、工厂技术员等，“都打算留下了。”
关爱外来工子女，不只是“不定期辅导功课”
找到一项工作的“切入点”，不可或缺的一个技能是“因地制宜”。
去年3月，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号召大中专学生、企事业单位青年员工加入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当中。各地团组织都行动起来，各类人群都加入了“关爱”行列。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地方的团组织未能有效结合地区特点，“关爱”手段比较单一，总结材料中出现最多的一项“关爱”内容就是“不定期辅导功课”。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由于“不定期”的缘故，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个学期可能会被数家企业的青年员工或高校学生分别“关爱”一次到两次，有时是心理辅导，有时教画画，还有的时候讲一两堂英语课。
奉贤的情况有点独特。上海自2008年起调整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相关政策，形成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上海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公办学校尽力接纳农民工子女；另一方面，政府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并提供持续的成本补偿。
在“有学上”且“免费上学”的环境下，农民工子女还会需要哪些服务？团区委把目光放在了全区16所得到政府资金扶持的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上。
“一句话，最需要的就是提高教学质量。”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如今满脑子想的都是“教学质量”，这所小学早就过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期了。
简单算一笔账：市、区两级教育局以每年每生2800元的标准给学校补助，全校13个班级600名学生，每年能拿到168万元补助。学校不需要支付房租，168万元全部用于校舍维修、日常开销和支付28名教师工资。
“不差钱”的时代里，校长最为关心的话题只剩下“教学质量”，“市里有绩效评估方案，质量不合格会被淘汰，评上一类学校能得到更多补贴。”
教学质量提高的最大受益人其实就是农民工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升学考学、留下来就业也是这代人未来融入城市的最佳路径。
没有规律地、隔三差五地安排不同单位的青年志愿者去农民工子弟学校“辅导”，对此，教育系统出身、奉贤区教育局团工委书记诸伟并不是很赞成，他也从没组织过类似的活动，“应该专业些，这样才有效果。”
他上任后的拿手好戏是“支教”项目，由教育系统团组织牵头，从公办学校定期安排青年教师到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奉贤区江海第三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罗琳就在民办敬贤小学兼职过一年的副校长。每个单周周一，公办学校派四五名青年教师去“支教”；双周周一，民办学校派四五名青年教师来“交流”。
“交流”方式包括两校老师集体备课、互听随堂课、集中点评讨论等，效果明显。
一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在经受过一次犀利的课堂集中点评后，发现自己过去上课“确实有些愣”。那堂《记一块冰》的语文课在点评会上遭遇“炮轰”，会议记录显示，这堂课不仅拖堂严重，且教学目标很不明确。
“只在那儿傻傻地教生字，完全没有顾及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她事后专门到公办学校去听了相同的一堂课，受益匪浅，“我应该多提问，挑出一句话来问不同的学生，看他们如何理解。”
罗琳告诉记者，其实，像这样大学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的年轻教师，无论是在公办学校还是在农民工子女学校都需要“犀利的”指导，尤其在农民工子女学校，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教育资源的局限，很难光凭本校已有师资来指导年轻教师，“这种时候，‘交流’就显得至关重要。”
据悉，奉贤区现有的16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已实现“支教”交流全覆盖。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