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床打开的一扇窗

    一张“首都名牌”破木床，斜挂于一棵歪脖子巨树上，“广场般宽广舒适，宫殿般富丽堂皇”。看着眼前的古怪封面，我愣了一下，再看歪歪扭扭的书名：《我在北京有张床》。笔法颇像少儿涂鸦“我爱北京天安门”，真诚，但很傻很天真。

    “人们到这个地方真的是来活吗？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到这儿来死的。”读这本小说，我不由想起百年前《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纪事》里的这句话。当然，我也想起了现实中那些匆匆“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如今有不少人又重返“北上广”，在大城市再度寻找他们生存的空间和梦想。

    《我在北京有张床》中的故事以旅美作家李波出国前的“京漂”经历为蓝本，打开“在京奋斗成功”这个失传命题，就像出土一段蒙尘的生活，揭开一片带血痂的伤口，那份经历不一定每个人体验过，但那份沉重和刻骨铭心，每一个异乡客都感同身受。那些熟悉的北京地名、方言、事儿、猫儿腻，活像一部实用的北漂指南。书中提到的几个地方笔者都暂住过，几个餐馆（酒吧）也光顾过，同样糟心的事也遭遇过。

    反观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无疑是在读一部独特的“八年抗战”式个人奋斗史，也折射出一个阶层的命运，一个时代的剪影。这样血淋淋的言说，如今并不多见。

    四川青年戈海洋大学毕业后，失去干部身份的教职、下岗、失恋、生意破产、连续痛失亲人……的确，倒霉到这个份儿上，若非有牛皮筋一样坚韧的神经，恐怕早就沉沦下去了。偏偏主人公又天生“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性格，油滑中现真情，痞气里有坚持，泰山压顶而不摧眉折腰，嗷嗷抓狂之际，一场为他量身打造的夜场奇缘和戏剧人生为突破一线命运坚壁上的缝隙……冥冥之中，一切似乎都是宿命。

    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十分惹眼。戈海洋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理想主义余孽，长期动荡不安的生活，难免让以社会活动家、贤达、闲杂自居的主人公沾染些不良习气，颇为自负的他并不甘“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折腾一刻也没消停。当人人都被全民发财的狂潮淹没时，戈海洋却立志做一个作家，屡屡碰壁死不悔改。世纪之交，临近“三十高龄”的戈海洋带着东拼西凑的三千块钱、一本下岗证和一部书稿，像外省人于连去巴黎一样来到首都，开始了作者自称的“生存实验”。其实，这更像是一场人生挣扎，或者说是豪赌。

    孰料“北京欢迎您”的背后重重陷阱。初来乍到的戈海洋几度被诱入彀中，脱险后搬入更为危机四伏的地下室，从此北京多了一只微不足道的“坑渠鼠”。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面如菜色，气若游丝，浑身上下散发着霉味。还因没办暂住证被关进派出所的铁笼子，差点被送去筛沙子。

    虽然不久搬出了地下室，辗转住进中央商务区核心区域一个“溃疡般”的小区，甚至与作者所谓“双城接合部”、“天堂地狱等距离”的北京最高大厦为邻，但这距离“在京成功”尚有十万八千里。写作、翻译是他惟一的谋食手段，即使出版十余部作品，这种最不经济的营生没让他获得世俗的成功，被女友、北京女孩小羽宣布犯下“不成功罪”（指男人30岁无房无车，35岁不能退休），最终分道扬镳。这原本被35岁的主人公视为最后一次结婚的机会，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看到一个屡战屡败不堪重负的中年男人有些佝偻的背影和谢顶的头部，我十分不忍，以为他这次死定了。偏偏他那不可救药的喜剧精神，你也可以说是犬儒、痞子、混子、阿Q精神，再次拯救了他。在未婚妻发出最后通牒令他彻底反省之际，消极抵抗，居然午夜漫步，谛听自然，够逍遥吧。试看“社会闲达”李波式自我心理调节：“经历了太多差点疯掉，每一次，骨子里不可救药的喜剧基因都挽救了我。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愿意放低标准，你还是可以活得像一只快乐的猪和明白的猴子。”

    小说作者颇为敬重海明威，多次提到这个硬汉作家。作者笔下被无情的生活裂变打入社会最底层的戈海洋，尽管也牢骚满腹，但始终拒绝堕落，最狼狈不堪的时候，也敝帚自珍，甚至连烟酒也戒掉了，戈海洋终于没把自己打垮，海明威精神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心理支撑。至于他倒霉透顶之后走了“狗屎运”，则暗合了“上帝帮助自救者”的命运定律，最初容他在都市里安身的那张床，最终为他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

    百折不回的坚韧，使这本小说同时成为一本独特的励志读物；大痴若愚的人生态度，又让它成为难得的心理抚慰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又不太同意《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纪事》里的那句话。除了贵族或“富二代”，谁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活受罪，换个角度，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何况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像一根曲折盘旋跌跌撞撞但始终昂扬向上的心电曲线图，即使是死，也不会太难看。说实话，挺主旋律的。

    这部小说从头至尾充满黑色幽默，作者时刻不忘以调侃和自我调侃的方式来解构真相，化解苦痛，字里行间悲喜交加。对知识分子更是不客气：渺小和滑稽，一如狱中老鼠，惟求引得囚徒羡慕便沾沾自喜的卑微境遇。这不正是一种深刻反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