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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有百年历史的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教育明显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或称之为初级阶段。”在4月23日召开的高职院校“后示范”发展研讨会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盛健的一席话引起在场专家共鸣。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迅速，尤其是2006～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先后启动了国家“示范”和“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被业内称为高职教育的“211”，掀起了一轮高职发展的热潮。如今，100所国家示范建设院校项目已经验收，100所骨干项目学校正在按计划进行。
“但示范项目验收后，如何将高职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转化成更加持久发展的动力，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当下示范高职院校需要共同探索的重要问题。”教育部职成司高职高专处处长林宇说。
如何实现由初级阶段向更高发展层次的转型升级，成为参加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高职院校“后示范”发展研讨会的二十几名示范高职院校院长书记共同关注的焦点。除了探讨在这一过程中高职院校如何从自身发力，开拓美好发展前景，院长书记们更为关注的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完善高职教育体系，建设本科职业教育层次；打破高职院校毕业生招生就业瓶颈，切实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明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加大对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的经费投入，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围绕方方面面的对政府的期待，这些有着丰富高职阅历的教育者们，不断擦出激辩的火花。
完善职教体系任重道远
作为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的概念虽然已被提出，但在高职教育亲身实践者看来，理论上缺少系统的建构，顶层设计不完整仍是高职教育无法回避的根本性弱点。
盛健认为，高职教育类型缺少一个系统的教育层级体系建构，即使在现有中职与高职之间，也缺少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界定。
如何切实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高职教育体系，从而构建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被视为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门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认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能力，打破高职发展天花板，夯实职业教育地位，拓展高职发展空间。有利于搭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建设学习型社会，有利于促进高校分类办学特色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不久前，中国成人教育学会副会长孙善学也曾撰文表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重大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功能定位、体系结构、基本制度、保障机制等关键问题所作的全面梳理、全新设计、全盘安排。
那么，如何从顶层设计、战略布局上实现高职教育体系的完善？长期致力于研究高职教育战略发展的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于德弘认为，首先要以高端引领为主，而不是从低端入手推进。
“一个队伍是带出来的，不是整好队伍再齐步走的。我们高职的改革是上推下拉，上推进本科改革，下拉中职，但是还有一句话是上压下挤，就是本科做工程教育、技术培养的话，对高职教育压力太大，这是对高职的一个挤压。”于德弘说，在这种情况下，高职教育必须要凸显以高端教育为主，“我一直觉得我们低端的生存空间不大，高端的发展空间不大。”
“第二是一定要加强宏观指导和调整，真正构建多层面、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的高职院校。”于德弘认为，如何真正地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至今仍然是一个难题，但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政府完善高职教育体系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几年来，教育部门在促进整个职教体系构建上，已经有所作为。教育部职成司高职高专处处长林宇介绍，2006年的16号文里，教育部第一次在文件中说高职教育是一种类型的教育，这也是职教作为一个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教育部的文件里。随后几年，教育部的各种规划探索，使得职教体系在初步勾勒中，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思路。
对于职教体系构建的未来，林宇介绍说：“按目前教育部所提出的这种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思路来看，将来职教体系构建之后，这个体系内部肯定要有一个联通和流动。那时，更多的关于体系构建的细节，会更需要我们去思考。”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则在实践中总结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所要做的几大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制度突破，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推进现代职教体系专题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是项目推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项目试点。
提高职教社会认同度
需多方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掌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后，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讲话激起千层浪：“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从国家政策到地方政府举措，对包括高职在内的职教可谓越来越重视，但这种面上的推动工作，并未给职教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发展环境，社会对职教认同度低，这成为职业教育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在研讨会上，各示范高职院校掌门人对如何提升社会认同度，展开激辩。除了学校自身努力提升口碑，政府的引导被视为决定高职院校社会认同度的重要因素。
招生、就业，这两个在任何高等院校都被放在首要位置的工作，便处处可见高职院校“不受待见”的困境。
“半壁江山”招生光环逐渐暗淡——2012年，曾有媒体这样形容当前高职院校的招生现状。
近年，全国高考考生数量持续减少，某媒体发布的《高招调查报告》称：全国高考生源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人。但与此同时，多数高校仍在持续扩招，多数本科院校的门槛降低，大幅扩招，抢走了部分生源，导致了高职院校生源数量减少，生源质量普遍下降。
为了吸引生源煞费苦心的高职院校，面对招生难窘境，有的尝试依托政府政策支持，着重自身发展，争取用过得硬的就业率和良好口碑吸引生源，尽管如此，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招生情况并不乐观。
对此，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曹毓刚深有体会。“现在，在一些地方对劳动的鄙视不断强化，体力劳动羡慕脑力劳动，脑力劳动羡慕不劳而获。”曹毓刚痛陈，“虽然我们学校现在招生还不错，一直在上升状态，现在已经招了6000多人，去年报考了7000多人，这个在陕西省是最多的，但是2011年和2012年，陕西省的上线生有6万到8万人不报志愿。”
曹毓刚了解到，甚至有些高职院校的招生结果是“零志愿”，“其中包括一些很有名的高职院校，他们没有人报，这个大局令人忧心忡忡”。
陷入招生困境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广为高职教育者诟病的原因是，高职招生一向是在本科招生完成之后才开始，这让许多人觉得，从起点上，高职教育就低人一等。几位参加研讨会的高职院校掌门人共同提出，教育部门能否在推进高考改革中，破除这一加剧招生不公平的政策，让高职院校在招生路上不至于越走越窄。
与招生困境相对应的是，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盛健认为，当前，中国仍是“学而优则仕”的人才培养文化，而高等职业教育显然与此目标相距甚远。所以，社会对高职教育认同度并不高，把高职等同于“培训”，把高职毕业人才等同于“技术工人”还大有人在。
“我们高职院校的毕业生的就业是受到极大的鄙视的。”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吉文林举例说，以往，村官是初、高中文凭的就不错了，现在一些地方招村官，甚至要求要985、211高校才能参加考试，“甚至学导弹的都去当村官了”。
在吉文林看来，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生去当村官，任期之内，大多数准备各种考试，考研究生，考公务员，根本无法把心沉下来，在村里面干好好干事。“如果我们高职高专的学生去，肯定待得住、留得久。”吉文林说。
吉文林说：“有人怀疑高职院校学生的实力，到底高职毕业生能不能考上，总要试试才知道嘛，不管结果怎么样，政府部门总应该给高职毕业生一个平等的机会去考试。”
在与会高职教育者看来，政府部门招考公务员甚至招录村官将高职院校毕业生排除在外，这无疑起到了负面的引导作用，更使原本就抱观望态度的许多用人单位，都不录用高职学生，而宁愿要能力不一定强学历却更高的本科生。
曹毓刚也用自己的经历陈述了类似的观点：“国家的用人制度整体趋势是，学历的门槛不断提高，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过去中专的毕业生可以进公务员，还有中专生分到西北农林大学，但现在，西北农林大学连自己毕业的博士生都不一定要。”
为此，与会多数高职教育者都呼吁，政府应该致力于完善就业准入制度，要出台相关政策，制定职业规范和标准，尤其是从自身出发，营造有利于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和发展的环境。
明确高职人才
培养定位刻不容缓
“十余年来，教育部以文件或领导讲话几易说法，莫衷一是。目标不明晰，路径则必然零乱，创新没了边界。”盛健在研讨会上开的“一炮”，引起会场其他高职院校掌门人的共鸣。
盛健认为，当前，高职院校发展存在的一大瓶颈在于人才定位不明晰，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是建构整个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逻辑起点，“明确高职人才培养定位，刻不容缓”。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梳理了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几次变化：从1999年开始，到去年国家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一共把我们高职高专的定位进行了四次变化——1999年的时候是全国高职高专工作会议，然后2004年是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到高技能人才，2006年是高端技能人才，去年又回归到技术技能人才。
盛健也对此进行了梳理。他说：“如果加上高素质、高技能等等，从2000年开始到2012年大概是6次变化，平均两年一变，变来变去，实际上就是从应用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到最后还是技能型人才，这就说明对人才培养还是没有想明白。”
到底高职院校是为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问题答案的屡次变更，使高职教育者在办校过程中，屡屡不知所措，也导致了一些学校发展思路的混乱。
“人才培养目标是一个纲领，抓住纲领后，整个的教育设计才能开展实施。”董刚说，现在还是比较乱，“弄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干，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诠释。我自己2009年开始赶高端技能，我从来没有这么跟过，我认为我们学校就是培养未来高技能人才的毛坯，他们能不能真正成为那是他将来自我的发展。”
为此，董刚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对人才培养做一个诠释，“让我们更清楚怎么样来设计，这个是学校如何实施人才培养”。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也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反思，不能认识现状就难以前进。首先的问题就是人才培养规格和中职难以区分。这个清楚了吗？我认为不清楚。中职着重的培养规格应该是操作性的技能人才，高职应该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但现在定位不清楚。”
而在于德弘看来，明确人才培养定位的同时，更要提升人才培养目标。“要让高职院校成为合格人才和优秀人才的摇篮，现在，不管是教育部还是各个省教育厅，还是各个院校的校长，进一步提升明确和细化自己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这是纲领性的东西。”于德弘说。
在另外一些高职教育者看来，帮助高职院校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更是非教育政府部门的责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袁洪志说，虽然不是教育部门，但行业主管部门应该要有所作为，这可能对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袁洪志举例说，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教司正在做一些工作，很有价值。前几年，针对全国很多学校都开土建类专业，但是很多学校不具备条件，所以人教司搞了一个土建类专业实训教育基地的导则，还出台了一个建筑施工企业项目部里面技术人员的岗位标准。“这个岗位标准本身就变成了我们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制定的依据。”袁洪志说。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连绪表达了对政府定位人才培养方向更直接的愿望——“政府要有对未来十年的专业预测，无论是行业也好还是层次也好，这种预测不仅仅是数量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质量标准的预测。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培养什么人，政府提出标准来，高职院校的任务是按照政府提出的标准去培养人，假如我培养的人才达到了政府的标准，我的基本任务就算完成了。”
保障经费充足
才能打有准备的“仗”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之后，在许多高职教育者看来，政府所要做的最实际的工作就是保障——尤其是经费保障，这样才能让高职院校面对诸多发展瓶颈，打一场准备充足的“仗”。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邓志良明确表示，当前高职教育存在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政府经费投入不够。他呼吁，政府应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设备，应该主要由政府投入，“这个问题在江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与要求相比还有差距”。
据本报4月2日的一篇报道，本报社调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520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65.9%的人感觉自己所在地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较少。据厦门大学教授史秋衡介绍，《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2011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本科院校占15.0%，中职院校占6.4%，高职院校仅占3.4%。
从各地高等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来看，大部分省份低于当地普通本科学校的水平。2012年，各省已经落实本科学生生均拨款水平1.2万元的标准，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均拨款还没有明确的标准。
在这项调查中，67.6%的人希望，高职学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逐步达到本地区同类普通本科院校的标准。
在研讨会上，围绕经费问题，与会高职院校掌门人纷纷算起“账”来。
吉文林把目光投向实训基地建设经费投入。他说，实训基地（中心）是保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高职院校的实训中心、实训基地建设投入大，设备更新快，尤其是农业类实训基地多建设在城郊或农村，土地成本、交通成本和维持费用都非常高，远远超过本科院校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实验室建设费用。
“但同时，相比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在经费支持方面又处于劣势，虽然国家和各省在支持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有一些投入，但总量少，而且不具有经常性，效果不明显。”吉文林建议，政府财政可以按照在校生人数和专业特点制定实训基地（中心）拨款标准，下拨面向实训基地建设的经常性费用，主要用于实训基地的建设和维持，也可以通过专项形式给予支持，“这样才能激励高职院校重视基地建设，增强基地育人功能。”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冯渊则更关心教学资源投入。“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企业投入则是提高教学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保证，希望政府和企业为主对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进行一次性直接投入，建设数字化资源平台，开发专业教学资源。”冯渊说。
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多向并举的多元投资体系，被与会专家视为解决高职院校经费难题的根本出路。但现状是，虽然国家政策鼓励高职院校丰富和扩大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但有些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或无相关法规的配合，多元化教育经费投入的机制运行不畅，经费短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特别是民企办高职院校和国企办高职院校，办学费用主要来自学生收费。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更关心那些没有享受政府财政支持的院校的生存困境。他希望，在稳步增加高职拨款的前提下，要向这些院校给予一定的生均补贴。
“全国高职还有一个很大的洼地，也是高职的“短板”，就是约占总数45%的行业办学校和社会力量办的高职院校。当然他们可能破产和兼并，但是它对社会引起的震荡是很大的，如果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关注的话，可能我们下一步国家示范建设的功劳都被这些学校所拖累。”单强认为，尤其是在“后示范”时代，适当给予这两类学校一些财政支持，使其拥有的办学经费能够逐步与“公办”学校持平，才能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利于提升高职的整体实力和办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