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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19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人物说话

让下一代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殿卿教授

本报记者 黄冲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19日   08 版)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

    新加坡小学课本《好公民》,6年12册,相当精彩。例如三年级的一篇课文叫《阿明该怎么办》,说的是,阿明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上了中专学“市场管理”,毕业后分配到鱼市上收税。上班后他妈妈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鱼不用你买。”课文到此,给学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当今这个社会都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阿明妈妈的观念是不是太保守,不符合时代?第二,阿明是个孝子,会听他妈的话吗?第三,如果你是阿明,你会怎么做?后面,还附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说的是东晋时陶侃当县长,让部下给他妈送去了一罐鱼,他妈把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还写信责备他。这就是人家的道德教育。

    7月16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正式进入公众投票阶段,道德话题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期,曾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的王殿卿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现在的社会道德状况之所以不能让人满意,是多年积淀下来的结果。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不能只靠一个思想品德课。道德意识应该通过现实生活的互动,在生活当中培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只是经济上的,更应该是文化与道德上的

    中国青年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就有道德是“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您怎么看?

    王殿卿: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很大。说“爬坡”的一般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肯定也会相应变化;说“滑坡”的,基本是从现实出发。比如,我经常坐公共汽车时,车上没人给让座。1952年我在北京上初中时,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那时在公交车上,你会很自然地给他们让座,如果不让,你会觉得于心不忍。

    现在有些人是理直气壮坐那儿不给老人让座,他们的理由是:车票都是花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让座?市场经济嘛,用钱说话。还有人说,你们老头老太太退休没事了,不知道我们上一天班很累吗?这些理由也不是没道理。但在过去,人们让座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道德本质上是利他的。

    日本在进入21世纪后,提出要建立一个道德大国,认为这是改变日本人世界形象的战略转型。因为日本人在世界的形象,一直是经济动物,他们要变成道德动物。中国人如今在世界上是不是也只是一种经济动物的形象?如果一个民族都是经济动物而没有道德动物,怎么立足于世界? 

    中国青年报:一些人把道德下滑归咎于市场经济。您怎么看?

    王殿卿: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西方也有市场经济,新加坡、韩国都有市场经济。

    从100多年前开始,在民族存亡的巨大压力下,我们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的理念几乎全部被否定。在一些中国人的观念中,过去传统的东西全是落后的封建礼教,是糟粕,而精华都在西方。这些人都是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危机时刻否定过去,认为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就是传统道德。这样的全盘否定,造成中国一两代人的文化断裂。这种自觉不自觉地“去中国化”,导致全民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自觉”与“自尊”,造成今天国民整体人文素质不高。

    中国青年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善?

    王殿卿:我们已经在开始改变,特别是2000年以后讲以德治国,“八荣八耻”,评选公民道德模范。我认为,这些事还是有一定效果。中华民族要复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道德的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注重法治建设,而道德建设的力度还不够。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没有道德、光靠法律也不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法律多如牛毛,很多本来应该是靠道德伦理来解决的事,也得立个法律。事实上,道德是自律、内在的,法律是他律、外在的。我们这样13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外在的东西来治理,非常困难。

    应付、应景、应试的道德教育很难有好效果

    中国青年报:您感觉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做得如何?

    王殿卿:思想品德课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设立的。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不再讲有政治,这是最大的变化。但这个很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并没有很好落实。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还是相当薄弱。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各个大中小学都开设的思想品德课?

    王殿卿: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不能只靠一个思想品德课。这个课程本身的出发点是对的,设计思路也没错。但是现在各种规定太死,教师队伍的素质也不行,很多工科毕业的辅导员就教这个课,欠缺人文素质。这就导致了这个课现在越上越教条、越上越干巴。经常是开大课,一上就是二三百人的大课,难以保证质量。我们经常说,现在的道德教育变成了三个词:“应付”——上级布置什么任务,就赶紧应付;“应景”——现在时髦什么,就教什么;“应试”——完全为了混学分。这种应付、应景、应试的道德教育能有效果吗?

    中国青年报: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道德教育?

    王殿卿:道德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不能以牺牲中华伦理为代价,从“西方单向引进”。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道德建设不能割断历史。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打开了思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韩国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成为我们进行道德建设学习、研究的榜样。

    像新加坡,我看过他们的《儒家伦理》教材,这是他们初三和高一学生的必修课,依次详细阐述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新加坡小学课本《好公民》,6年12册,相当精彩。例如,三年级的一篇课文叫《阿明该怎么办》,说的是阿明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上了中专学“市场管理”,毕业后分配到鱼市上收税。上班后他妈妈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鱼不用你买。”课文到此,给学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当今这个社会都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阿明妈妈的观念是不是太保守,不符合时代?第二,阿明是个孝子,会听他妈的话吗?第三,如果你是阿明,你会怎么做?后面,还附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说的是东晋时陶侃当县长,让部下给他妈送去了一罐鱼,他妈把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还写信责备他。你说这课文精彩吧?这就是人家的道德教育。

    还有韩国,他们的教育重点是“忠孝礼”。“忠”就是忠于国家。你现在到韩国去,满大街都是韩国车,看不到什么外国车。他们的很多书院,整个暑假都在开“忠孝礼”教育馆。中国的孩子一放暑假,都是在补习英语、计算机,哪里还有时间补道德课? 

    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建国以来我们给一代代孩子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识到,现在的社会道德状况之所以不让人满意,不是今天造成的,是上百年积淀下来的结果。是爷爷那一代造的孽,孙子这一代受惩罚,导致现在谁都不信任谁,谁都怕被别人骗,谁都提心吊胆地生活。

    中国青年报:许多人觉得,讲道德是少数“模范”、“圣贤”的事,离自己太远。您怎么看?

    王殿卿:道德就是人际关系互动的产物,是对人与人关系的规范。说白了就是普通人的事。比如说“孝”,不管什么人都需要。

    曾经有个五年级学生写过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他妈妈是卖包子的,每次只买好肉做馅儿。他问为什么,他妈妈说:“要是用不好的肉做包子谁爱吃呀?要是咱也不爱买呀!”孩子听了这话,马上就说:“这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得多好啊。道德不是高高在上,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它是活在人间的,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培养孩子的道德意识,就要通过现实生活的互动,在生活当中培养。

    让下一代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我们知道,您这十多年一直在主持中华美德教育行动项目。这个项目是怎么起步的?

    王殿卿: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曾提出,既然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文化就要有一个新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就应该有一个转折。他说,他最忧虑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我们已经有两三代人没有经过文化训练了,对中国文化已经知之甚少。谁来让我们的文化在下一代中传承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了探索。1994年秋,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我们成立了“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遵照张岱年教授“弘道明德”的宗旨,参照新加坡、台湾等地经验,结合国情及其发展走向,确定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八德”为核心内容,开展了中华美德教育行动的实验研究。

    中华美德教育之所以突出“诚信”,是根据当时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的意见。他说,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诚信就必须突出。这话是1993年说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实在是太有远见了。

    中国青年报:你们进行中华美德教育的过程中,青少年的反响怎么样?

    王殿卿:这个项目已经开展18年,全国10个省市、1000多所中小学校、超百万中小学师生参与进来。北京先后有36万学生接受了教育实验。在道德成长和发展方面,他们都取得了明显进步。比如,门头沟区东辛房小学,地处门头沟煤矿棚户区。在这里上学的基本都是矿工的孩子,但凡有点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转到了城里。多年中华美德教育开展下来,不仅孩子精神面貌变了,连一些家长的不良习气都改了,整个社区的面貌都在改变。很多家长又把孩子转学回来,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可以把孩子变成“人”。

    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观念,是要改变门庭就必须上重点,孩子成了一种应试工具,不能成“人”。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这种教育只能把孩子变成“有知识、没文化、缺道德”的人。我经常对一些中小学校长们说,孩子要打好道德的基础,课程差点还能补,要是道德没学好,以后就越来越补不上了。

    现在,我们物质上确实富起来了,但精神上还很贫穷。21世纪,让下一代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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