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之国（三）

    1958年7月下旬，在北京的行程结束后，布列松继续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旅行，到10月4日离开中国，他先后到过满洲里、西安、武汉、成都和新疆等地，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这是相当饱和，也是令人期待的视觉之旅。但，到达成都后，布列松几乎只待在旅馆里不愿出门，因为所有自己希望上街随便溜达溜达的要求，都被随行人员认为既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这个必要而加以拒绝；而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场合，布列松却没有兴趣，甚至厌恶。

    1989年，81岁的布列松回忆起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仅寥寥数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接受中国文化交流组织的邀请重游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持续了数月。此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国家强调工业化发展，要赶超英国。此时可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

    在这样平淡、直白的叙述过后，布列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行：“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史诗般的长征让我印象深刻。”在南京时，还有一个场景令他“惊讶”和“不安”，那就是由北方农民组成的、一路用脚走来、有着斯巴达人吃苦耐劳精神的部队，尽管装备十分简陋，不会讲地方话，但军纪严明，高唱三大纪律。当地的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对于第二次中国之行，布列松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1973年，在回忆1954年的苏联之行时，他曾期待自己能够在19年之后重回那里：身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没有什么比通过自身的对照更能揭示一个国家的真相，抓住他们之间的差异，尝试着发现持续的线索。

    这何尝不是他第二次来中国时的愿望呢！

    10月4日，布列松离开中国时，给接待他的中国摄影同行题词说：“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按照个人的感觉直接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各国人民。”

    可是，一个西方摄影家彼时所说这些超越民族主义情绪及意识形态屏障的话，他的中国同行们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听懂的人又该作出什么样的表态，以求政治正确呢？当然，正是布列松回去以后所发照片及访谈内容给后者提供了表演的契机。

    “当布列松以他在我国拍摄的照片，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可鄙的歪曲后，他的面目就明摆在大家面前。”客人这样不识相，主人能不怒火中烧吗？

    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对布列松的批判逐步升级。先从“研讨”其作品及言论开始，再以揭批跟进，最后相关理论界权威人士上纲上线，给出定论，直至以号召大家“反对和战胜布列松”为结束。事态升级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布列松的相关言论被陆续译介进来，并且译者多为那些饱读诗书、被“反右”冲击的所谓旧式知识分子。据亲历这一事件的老人说，摄影界的精英们夜晚阅读布列松的文章、观点，心潮起伏，甚至心领神会，而白日里却义正言辞，完全换了副腔调。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1960年8月19日，北京，跃进之国的人们在饥饿中迎来了一个奇特而又奢侈的“内部展览”——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以布列松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摄影”遭到彻底痛斥，因为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歪曲和恶毒的宣传”。布列松1958年在华拍摄的照片被指专门拍摄劳动人民的丑态，偶然的、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事件和人物，没有根据拍摄对象最本质的面貌加以表现，而是加以丑化和糟蹋。另一方面，布列松还把社会主义国家里将被淘汰的、旧生活的残余当做是“真凭实据”，如获至宝。

    布列松的拍摄手法不加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拍摄人物，不剪裁不修改的拍照方式，完全是伪装客观、公正和真实，这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和立场。这种拍照方式，对于资产阶级统治是“小骂大帮忙”，但对于进步的社会和劳动人民，却像熟练的侦探一样，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个别的、偶然的东西，来代替生活中主要的、本质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极尽歪曲、诽谤之能事。批判者声言，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布列松。不过这一次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思想观念及其作品，在年轻一代摄影人心目中扎下了根，布列松被尊为大师、至圣。

    2003年7月10日，一位中国资深摄影家赴法国阿尔勒小镇参加摄影节时，曾拜见93岁高龄的布列松。谈及当年他离开中国后发生那些事时，布列松几乎高喊起来：“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员啊！尽管我并没有领党证。”

    最后，老人还在嘟囔：“怎么会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