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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截至目前，造成36死49伤，悲伤笼罩上海滩。
作为上海的标志性景区，外滩，这片长约1.8公里的狭长地带从来都是上海安保工作的重点。重大活动时封路、限流都是常规管控手段，负责相关工作的黄浦警方甚至还开创了诸如“开关式过马路”等疏导人群的精细化管理方法。
然而今年，由于传统的外滩灯光秀被取消，安保降级，黄浦警方投入严重不足。《焦点访谈》称，当天外滩事发前仅投放了约700名警力。而2014年1月1日，恰逢谐音“一生一世”的跨年，《人民公安报》称外滩有约7300名警力维持秩序。事后警方数据显示，踩踏发生当晚的23时30分许，外滩人数就已经达到2013年跨年时的30多万人。
除去警力不足，相应水准的突发应急预案也付之阙如。上海医疗系统知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天外滩附近甚至没有准备应急用的救护车。最初的伤员运送，要依靠私家车乃至公交车。显然，这一次上海没能做到“从不出事的角度来做方案，从出大事的角度来做预案”。
更让人感到惋惜的是，由于急救知识的普及率过低，现代救护体系不健全，在踩踏的自救和救援中，甚至出现一些可能会加重伤势的错误。
1月5日，踩踏事件已经过去了6天，外滩依然游人如织。在发生踩踏的台阶上，警察会提醒行人“不要逗留”，附近被隔开的死者纪念区内，不断有人前去献花，逝者已矣。
安保之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外滩是上海地标云集的城市名片，但对于城市管理部门来说，过大的人流量则构成对城市管理的极大挑战。据媒体报道，2012年，黄浦公安为各类大型活动共出动54批次共6.6万名警力。
为了应对繁重的任务，负责外滩安保的黄浦警方还开发出了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手段。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开关式过马路”，即由民警组成人墙，在人行道前隔开车流与人流。在介绍外滩管理经验时，黄浦区一位领导曾称，他们是“从不出事的角度来做方案，从出大事的角度来做预案”。
和上海国际马拉松以及国庆节一样，每年外滩的新年倒计时，都是最考验上海外滩安保预案的时刻。在此前一篇介绍外滩安保精细化管理的新闻中曾介绍，上海外滩繁重的安保任务及人口密度，曾让前来培训的、因麦加朝圣人数过多而多次应对踩踏事件的沙特阿拉伯警察叹为观止。
外滩跨年一直有着安保问题的困惑。外滩的倒计时始于2009年年底，当时的外滩改造工程尚未竣工。而2010年年底，就是出于安保考量，外滩与徐家汇、陆家嘴三处跨年倒计时均被停办。
但在2011年年底，外滩打出了“7分钟灯光倒计时”的跨年活动，即利用灯光，在海关大楼、浦发银行等经典外滩建筑墙面上营造各种图案的立体动态效果图。该活动在当年正式“升格”为市级活动。事后黄浦区旅游局表示，第一年举办的灯光秀在外滩吸引了超过10万游人的围观。此后，灯光秀倒计时作为一个传统保留下来。
2011年年底举办灯光秀时，上海就采取了强大的安保措施。据当时媒体报道，活动区域实施了限时限流管控措施，中山东一路实行临时交通管控，而外滩观光平台，则被用铁马隔离出了安全区域，以保障游人安全。
有了这些准备，主办方仍然通过媒体呼吁市民“尽量在家看转播”。
即便如此，上海还是感受到了安保的巨大压力。表演结束后，2012年年初，上海媒体一度刊出消息，称因安保压力过大，上海新天地和外滩的两处新年倒计时，可能要取消一处。
当时上海新天地商业总经理刘梦洁曾对媒体表示，7分钟的外滩倒计时灯光秀“一度造成外滩地区交通瘫痪”，而有关部门有此考量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因素。不过，下一年的两处倒计时最终并未被取消。
2014年年底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据财新网披露，2014年年底，原计划在外滩举办的跨年灯光秀，出于安保的压力，在申报阶段就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动办公室否决。
此后，黄浦区在审批范围内决定举办区一级的“外滩源”灯光秀。“外滩源”位于北外滩附近，此次灯光秀并不开放，参与人数限定为2000人。
令人意外的是，这场调整后，黄浦区降低了相应的安保级别，距离外滩最近的南京东路站也不再如往年般封站。财新网报道称，今年的外滩跨年安保主要由黄浦区负责，没有过多调集“兄弟单位”支援，甚至连“平安志愿者”都未成规模动用。
安保级别降低，但外滩没有灯光秀的消息却并未能被广泛传播。直至2014年12月23日，新民网才发布一条短消息称，“记者从多方获悉，连续举办3年的外滩4D灯光秀今年将不再举办”。而在许多网站，上海外滩跨年灯光秀，仍然被列为上海跨年推荐景点。
一系列通知性新闻的到达效果令人生疑。民营机构“上海轨道交通俱乐部论坛”曾发布提醒出行的消息，但转发不到两百条。而上海市政府的官方微博则从未通知过相关的变更信息，仅在跨年前一天才发布了“快讯：外滩源明晚将上演5D灯光秀！东方卫视全球直播”的微博。
警方并未正式公布当天提前布置的警力，据事发后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当天警方事前投入了约700名警力。而据警方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事发后，警方又临时投入了约500名警力用于维持秩序。
这显然过于低估了跨年时外滩的人数和安保难度。根据《人民公安报》，2013年年底跨年时，适逢谐音“一生一世”的跨年，外滩吸引了30万余游客。为保证安全，当时上海市共出动7300余名民警和武警官兵加强值班备勤。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一起在外围、内区和核心区域组成了3道人墙，维护现场秩序。
而据警方事后数据，踩踏发生当天的23点30分，外滩人数就已经达到30万左右，与上年跨年持平。
一位曾在2013年从邻区被抽调外滩参与备勤的交警称，当游人过多时，交警很难维持秩序，即便是最有效的“开关式“人墙，也一定要大吼才能收到一点效果，而这又很容易引起警民纠纷。
这位交警表示，他们去年国庆就封了路，拉了人墙，让游客分流上下观景台，但秩序仍然维持得很艰难。此前上海媒体报道，2013年国庆，仅前4天，外滩就出动了安保警力1.6万余次。
应急之痛
安保不足，游人超过预计，更为让人不安的是，事发后的应急救援同样反映出了很多问题。
警方在当天的23点30分左右，发现外滩人流出现异常。在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黄浦公安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称，警方通过监控探头发现陈毅广场上下江堤的一个通道上有人员滞留的情况后，立即调集了500名警力增援，由于人流过多，只能强行切入。
事发当天人流密度究竟达到多少，现在尚无确切数据。但事发后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数据源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卢春霞的博士后论文《公共场所中拥挤人群的研究》，这篇基于北京密云踩踏事件的论文提出，景点室内达到1/人、室外达到0.75/人，即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外滩当天的人流密度显然远超该数字，而拥有数字化监控设备的警方，一直到出事才紧急增加了500人的警力。
外滩在2005年率先完成了数字化监控设备，当时的工程是由上海贝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实施。贝通公司法人代表李先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之前他们提供的监控系统，主要功能是反映实时的场景。当时的监控视频不是高清的，能够看到实况，但图像分析很难。诸如监测、采取措施还是需要靠人来判断的。
李先生表示，2009年之前，每次遇到重大节假日，都会由黄浦区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值班室，进行联合值班，对监控录像进行监测分析。李先生称，2009年外滩改造之后，就再没有人联系过他们，相关的设备商可能已经更换。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事发地的台阶上，只有大约两三名执勤警察。前述参加过国庆执勤的交警称，这样的警力根本无法控制人流巨大的现场。据他所知，今年交警也在台阶上拉过“开关式”，但很快就被人流冲散。
踩踏发生于23时35分，一位家住北京东路的市民告诉记者，他清楚地记得，前去救援的警车和救护车在“（2015年1月1日零点）倒计时520多秒时”还堵在北京东路、西藏北路交叉口。此时离踩踏已经过去了16分钟，距离事发地点陈毅广场还有约1.7公里。
“那里当时非常堵，完全走不动。”这位市民称，当时他家窗户另一侧就能看见，与北京东路交界的厦门路和南苏州路就不堵车。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核实，实际上，南苏州路正位于外滩源灯光秀表演附近。为了照顾表演，当天南苏州路被封路，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过。目前尚不清楚警方是如何作出线路选择。
滞后和混乱也表现在网络上，直到23时48分，上海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还在发布“目前外滩情况良好，晚上游客可能会比较多，难免造成拥挤，在此提醒大家伙，请配合现场蜀黍的工作，有序行进！”的微博。
除去救援困难，外滩当天的医疗应急准备也不足。
根据《中华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应该制定应急预案，大型群众性安全活动也需要制定应急急救预案。但据一位医疗系统的知情人士介绍，当天外滩附近并未有120急救车待命，因为“并没有收到上级的通知”。可以对比的是，世博会期间，上海曾配备了10辆救护车在世博园区附近，随时进行救护支援。
一位在现场参与了急救的亲历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救护车的速度过慢，他们拦了一辆私家车，将伤员送走。而据多家媒体报道，最初甚至连附近的公交车也参与了伤员的运送。
“大型活动都是要有预案的，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如何让这个预案更加完善。”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藤五晓认为，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应该把应急管理融入到常态化管理，变成一个常态，“比如我们开世博会，会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应对突发事件，但是活动结束了也就解散了。”
自救之痛
除去安保、救援的问题，事发当天现场的急救也值得反思。
浙江省温州市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护士吴小小曾在当天参与现场急救，她表示，救援现场出现了很多急救错误。
比如，按照急救要求，对呼吸骤停者急救而言，心肺复苏的急救措施一刻也不能停。但在现场，吴小小看到，有伤者被抬上警车后，就没有志愿者继续帮忙进行心肺复苏了。
此外，转运伤者时的搬抬非常不规范，没有基本的颈椎腰椎保护，这样直接抬脚很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事发后，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份媒体对踩踏现场“后退哥”的采访中曾提到，他们曾试图对伤员“抖一抖”，掐人中，但实际上，这都不是正确的急救手段。
长征医院当天恰巧在现场的一位医生施晓雷也参与了急救，他与三个同伴一路上轮流为一位伤者做心肺复苏，“一般我们在现场急救还是要谨慎，这种事还是交给专业的医护人员。”
一份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援引数据称，到2007年，我国平均万人救护知识普及人数为98人，救护知识普及率不足1%。而在日本，急救普及被列入了中小学教育；德国则规定，公民在考取驾照前必须接受一定课时的急救技能培训。而在现场，这位医务人员看到的靠谱急救大多来自于国外的志愿者。
实际上，在突发事故中，最先达到现场的，往往是非专业人员。因此，现代救助特别依靠经过培训的非职业救护人员，能够在事发现场对伤病员实施及时、有效的初步救护。
最为知名的算“第一目击者”培训体系，即侧重于培训警察、消防员、保安人员、出租车司机、公共场合服务人员等容易出现在事发现场的群体。上海曾在2007年推动过“第一目击者”培训，提出在2010年要让10%的成年人掌握一项以上的自救互救技能。
当然，没有掌握急救知识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鼓励安慰陪伴也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急救技能”，微博认证为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导师的医生“急诊夜鹰”在事后的《踩踏伤现场评估与急救》一文中写道，“现场急救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死亡、减低损伤、抚慰伤者。”
本报记者 刘星 王烨捷 实习生 何灿 丁旭芸
